清朝的皇帝

清朝的皇帝

本 名 :爱新觉罗·努尔哈赤
别 称: 努尔哈齐
所处时代:后金
民族族群: 满族
出生时间:1559年(嘉靖三十八年)2月21日
去世时间: 1626年9月30日(天命十一年八月十一)
主要成就 :统一女真诸部,创立八旗制度,建立后金政权
尊 号: 聪睿恭敬汗、大英明汗
年 号:天命
庙 号: 太祖
谥 号: 高皇帝
陵 寝:福陵
在 位: 1616年2月17日-1626年9月30日

简介

清太祖爱新觉罗·努尔哈赤(1559年2月21日—1626年9月30日),清朝的奠基者,后金开国之君,通满语和汉语,喜读《三国演义》。二十五岁时起兵统一女真各部,明神宗万历四十四年(1616年),努尔哈赤在赫图阿拉称汗,建立后金,割据辽东,建元天命。萨尔浒之役后,迁都沈阳。之后席卷辽东,攻下明朝在辽七十余城。
天命十一年(1626年)兵败宁远城之役,同年四月,努尔哈赤又亲率大军,征蒙古喀尔喀,八月十一日,努尔哈赤去世,葬于沈阳清福陵。清朝建立后,尊为清太祖,谥曰承天广运圣德神功肇纪立极仁孝睿武端毅钦安弘文定业高皇帝[1-2] 。

人物生平

早年经历
明嘉靖三十八年(1559年)二月二十一日,努尔哈赤出生在赫图阿拉(今辽宁省新宾县境内)建州左卫一个小部酋长的家里。他的六世祖猛哥帖木儿,原是元朝斡朵里万户府的万户,明永乐三年(1405年)应明成祖朱棣的招抚,入京朝贡,封授建州卫指挥使,后掌建州左卫,晋升至右都督。宣德八年(1433年),因教授明都指挥佥事裴俊,被阿速江等卫“野人女真”杀死。其子董山是努尔哈赤的五世祖,初授指挥使,后晋升右都督,与叔父凡察分掌建州左卫、建州右卫,成化三年(1467年)以屡掠辽东人畜,被明朝斩杀。建州三卫遭到明军残酷征剿。董山的长子脱罗及其子妥义谟,先后袭职,多次进京朝拜明帝,贡献方物。董山的第三子爱新觉罗·锡宝齐篇古,是努尔哈赤的四世祖。锡宝齐之子福满,后被清朝追尊为兴祖直皇帝。福满第四子觉昌安是努尔哈赤的祖父。觉昌安第四子塔克世娶妻喜塔喇·厄墨气,生三子,长为努尔哈赤,次为舒尔哈齐,幼为雅尔哈齐。
喜塔腊氏在努尔哈赤十岁时去世,继母那拉氏为王台族女,对其很刻薄。努尔哈赤十九岁时不得不分家生活,仅获得少量家产。努尔哈赤与舒尔哈齐等人以挖人参、采松子、摘榛子、拾蘑菇、捡木耳等方式为生。他常至抚顺关马市与汉人、蒙古人进行贸易活动。在此期间,努尔哈赤习得蒙古语,对汉语也有了基本的认知。努尔哈赤喜欢读《三国演义》和《水浒传》,自谓有谋略。据一些史集记载[3] ,努尔哈赤在抚顺期间,曾被辽东总兵李成梁收养,成为其麾下侍从。
在当时的东北地区,最主要的军事力量是辽东总兵李成梁的部队。他利用女真各部落之间以及和其他民族部落之间的矛盾纵横捭阖,以控制局势。明朝建州右卫指挥使王杲(努尔哈赤的外祖父)于万历二年(1574年)叛明被李成梁诛杀。王杲的儿子阿台章京得以逃脱,回到古勒寨(今新宾上夹河镇古楼村)。阿台之妻是觉昌安的孙女。[4]
遗甲起兵
觉昌安是建州左卫枝部酋长,为明都指挥使,人少势弱,早期依附建州“强酋”亲家王杲,也常率领部众进入抚顺马市贸易,以麻布、粮食易换猪牛,领取抚赏的食盐、红布、兀剌等物。万历二年(1574),明辽东总兵官李成梁率军数万,攻取王杲之寨,杀掠人畜殆尽,觉昌安、塔克世背叛了亲家,为明军向导。万历十一年,王杲之子阿台图报父仇,屡掠边境,李成梁再率大军出击,取阿台的古勒寨及其同党阿海的莽子寨,杀阿台,“杲自是子孙靡孑遗”。觉昌安、塔克世再次为明军向导,战乱中被明兵误杀[5] 。
噩耗传来,年方二十五岁的努尔哈赤本想起兵索报父仇,但势孤力单,怎能与拥兵百万的大明“天皇帝”交锋。无可奈何,努尔哈赤乃诿过于建州左卫图伦城主尼堪外兰,指责其唆使明兵杀害父、祖,奏请明臣执送。不料这一要求,竟惹恼了骄横跋扈的明朝边将,被视为无理取闹,一口拒绝,并宣称要于甲板筑城,令尼堪外兰为“满洲国主”,因而尼堪外兰威望大升,“于是国人信之,皆归尼堪外兰”,甚至连亲族子弟也“对神立誓”,欲杀努尔哈赤以归之,尼堪外兰则乘机逼努尔哈赤“往附”,俨然以建州国君自居[6] 。努尔哈赤和他的弟弟舒尔哈齐在败军之中,因仪表不凡,被李成梁的妻子放走。努尔哈赤归途中遇到额亦都等人拥戴,用祖、父所遗的十三副甲胄起兵,开始统一建州女真各部的战争。他回到建州之后,派人质问明朝为什么杀害其祖父、父亲。明朝归还努尔哈赤祖、父遗体,并给他“敕书三十道,马三十匹,封龙虎将军,复给都督敕书”。努尔哈赤重新收整旧部,部众有安布禄、安费扬古父子等,加之新收部众额亦都等共有数十人。
征服建州
万历十一年(1583年)五月,努尔哈赤率领部众去攻打尼堪外兰,攻克图伦城,但是,努尔哈赤原约诺米纳率兵会攻图伦城,而诺米纳背约不赴。尼堪外兰又预知消息,携带妻子离开图伦城,逃至甲版城。努尔哈赤攻克图伦城后胜利而归。八月,努尔哈赤攻打甲板城。然而,先前背盟的萨尔浒城主诺米纳见尼堪外兰有明朝做靠山,势力较强,便偷偷地给尼堪外兰泄露了风声,尼堪外兰闻风辗转逃往抚顺附近的鹅尔浑城。努尔哈赤再度扑空,遂收尼堪外兰部众后而还。不久,诺米纳与其弟鼐喀达约同努尔哈赤会攻巴尔达城,努尔哈赤深知机会来了,便佯许盟约。战前,努尔哈赤请诺米纳先攻,米纳不从。这时,努尔哈赤便使用预定之计,轻而易举地除掉了诺米纳。[7]
万历十二年(1584年)正月,努尔哈赤向李岱驻守的兆佳城(今辽宁新宾下营子赵家村)发动攻击,取胜并生擒李岱。万历十三年(1585年)二月,努尔哈赤在对苏克苏浒部、董鄂部取得胜利之后,又剑指苏克苏浒部左邻之哲陈部。努尔哈赤以披甲兵二十五、士卒五十攻打哲陈部界凡城,但因对手准备充分,努尔哈赤无所斩获。当回师至界凡南部太兰冈之时,界凡、萨尔浒、东佳、巴尔达四城之主率四百追兵赶来。玛尔墩城之战的败军之将、界凡城主讷申、巴穆尼等率先逼近,努尔哈赤单骑回马迎敌。讷申将努尔哈赤马鞭斩断,努尔哈赤回马挥刀砍中讷申后背,将其劈为两段,又回身一箭击毙巴穆尼。追兵见主帅阵亡,呆立一旁。努尔哈赤亲自殿后,用疑兵之计与其部属七人将身体隐蔽,貌似有伏兵一样仅露头盔。对方失去主帅,军心不稳,又担心有伏兵,因此不敢再追。四月,努尔哈赤再率绵甲兵五十、铁甲兵三十征哲陈部,途中遇界凡等五城联军八百。面对十倍于己的敌军,努尔哈赤的五祖包朗阿之孙札亲和桑古里卸下身上的铠甲,交给别人,准备逃跑。努尔哈赤怒斥二人后,与其弟穆尔哈齐、近侍颜布禄,兀凌噶四人射杀敌军二十余人。敌军虽众,但畏于努尔哈赤一方之勇猛,士气大衰,纷纷溃逃。努尔哈赤追至吉林崖,大获全胜。
万历十四年(1586年),努尔哈赤攻克鹅尔浑,尼堪外兰逃到明朝领地。努尔哈赤请求明边吏押还尼堪外兰,并将他处死。万历十四年(1586年),在“建州老营”的废址上建城,该城在天命六年(1621年)后金迁都辽阳后被称为佛阿拉,即“旧老城”(今新宾县永陵镇二道村)。万历十五年(1587年),努尔哈赤再攻哲陈部山寨,杀寨主阿尔太,又派额亦都攻打巴尔达城。至浑河,河水因涨潮无法淌过,额亦都以绳将士兵相互连接,鱼贯而渡。渡河后,额亦都夜袭巴尔达城,守军没有防备仓促应战,额亦都则率领士兵奋勇登城。额亦都身中创伤五十多处,依然不退,最后一鼓作气攻克巴尔达城。额亦都因此战获赐“巴图鲁”勇号。随后努尔哈赤领兵攻打洞城,城主扎海投降。至此,哲陈部完全被努尔哈赤吞并。
万历十六年(1588年)九月,苏完部长索尔果、董鄂部长何和礼、雅尔古部长扈尔汉率三部军民归附努尔哈赤,使其声势大震。努尔哈赤厚待来投之诸部首领,以索尔果之子费英东为一等大臣、将长女许配给何和礼、并收扈尔汉为养子,赐姓觉罗。后来,费英东、何和礼、扈尔汉与努尔哈赤刚刚起兵之时的麾下猛将额亦都、安费扬古并称“五大臣”,成为努尔哈赤政权中的中流砥柱。其后,努尔哈赤再战兆佳城,斩城主宁古亲章京。同年,努尔哈赤攻克完颜(王甲)城,消灭了建州女真的最后一个对手完颜部。经过5年的征战,努尔哈赤相继征服建州5部。[8]
统一女真
从万历十九年(1591年)正月开始,努尔哈赤挥师东向,攻取鸭绿江路。
万历二十一年(1593年)末,相继征服珠舍里路和讷殷路,将长白山部纳入自己的势力范围。进而,他出兵夺取东海部。由于努尔哈赤于万历十五年(1588年)六月正式颁定国政,自称淑勒贝勒之后,就引起海西女真的不满。
万历二十一年(1593年)九月,正当努尔哈赤率兵东向,征讨长白山各部的时候,海西女真叶赫部首领卜寨联合乌拉、辉发、哈达及蒙古科尔沁等9部向建州发动进攻。双方战于古勒山。努尔哈赤集中兵力,攻其主力,大败9部联军,阵斩卜寨,生擒乌拉部首领布占泰,从而为其统一战争奠定了基础。由于海西势力强大,难以迅速征服,努尔哈赤遂采取远交近攻、分化瓦解,各个击破的策略。在与明廷深示臣服,与朝鲜、蒙古表示友善的同时,重点拉拢势力较强的叶赫、乌拉二部。
万历二十四年(1596年)七月,努尔哈赤送回布占泰,支持布占泰为乌拉首领,又娶其妹为妻。
万历二十五年(1597年)正月,又与叶赫首领布杨古、锦台失联姻,椎牛刑马为盟,逐步孤立了哈达部和辉发部。
万历二十七年(1599年)九月,努尔哈赤以背盟为由,灭掉哈达部,擒杀猛格孛罗。同年,努尔哈赤采用了蒙古文字而为满语配上了字母。
海西女真的削弱,使努尔哈赤得以全力进攻东海部。从万历二十六年(1598年)正月至万历四十三年(1615年)十一月,努尔哈赤连续进兵东海,相继征服渥集部的瑚叶路、那木都鲁、绥芬、宁古塔、尼马察、雅兰、乌尔古宸、木伦、西林等路,攻占渥集部东额赫库伦城。东海库尔喀部亦纷纷归附。
万历二十九年(1601年),努尔哈赤去北京向明朝朝贡。
万历三十一年(1603年),迁都到赫图阿拉。
万历三十五年(1607年)正月,东海女真瓦尔喀部蜚悠城主策穆特黑前来拜见努尔哈赤,述说其部在投奔乌拉后,屡次遭到布占泰的羞辱,希望可以归附建州。于是,努尔哈赤命令舒尔哈齐、长子褚英、次子代善、以及费英东、扈尔汉、扬古利三员大将率三千兵马即刻赶至蜚悠城收服部众。布占泰闻讯后,派其叔博克多率军一万余兵马前往截击。舒尔哈齐因与布占泰之姻亲关系,同部将常书、纳齐布止步于山上,按兵观望。当时大雪纷飞,扈尔汉、扬古利分兵保护投奔之部民后,率二百兵与乌拉军先锋在乌碣岩展开激战。随后褚英、代善各率兵五百从两翼夹击,乌拉军大败,代善阵斩乌拉主将博克多父子,副将常柱父子和胡里布兵败被俘。此役,建州军斩杀乌拉军三千余众,得马匹五千余、甲三千余,获得大胜。乌碣岩之战进一步地削弱了乌拉的实力,而且也打通了建州通往乌苏里江流域以及黑龙江中下游之路,对后来招抚野人女真起到了作用。
不久,褚英、代善等率五千兵再克乌拉之宜罕山城。万历四十年(1612年)九月,布占泰联合蒙古科尔沁部率兵攻打建州所属的虎尔哈路。同年十二月,努尔哈赤率五子莽古尔泰、八子皇太极亲征乌拉,建州兵沿乌拉河南下,连克河西六城后,兵临乌拉城下。努尔哈赤命令建州军攻乌拉城北门,焚其粮,毁其城门。布占泰见势不妙,再度乞和。他乘独木舟至乌拉河中游向努尔哈赤叩首请罪、请求宽恕。努尔哈赤在痛斥布占泰的种种罪状后撤军返回建州。努尔哈赤返回后,布占泰将怒火转移到了其两位妻子,努尔哈赤之女穆库什和努尔哈赤侄女额实泰等身上。布占泰曾以箭射向穆库什,随后又将她们囚禁。
万历四十一年(1613年)正月,努尔哈赤以背盟、囚妻、送人质于叶赫等理由,率代善、侄阿敏、大将费英东、额亦都、安费扬古、何和礼、扈尔汉等三万大军再征乌拉。建州军势如破竹,连下三城。对布占泰不满的贵族、乌拉孤立无援之部民均望风而降。布占泰率军三万驻守伏尔哈城,决定与努尔哈赤决战。双方厮杀,乌拉大败,兵马十损六七。建州军一鼓作气直奔乌拉城,布占泰令次子达拉穆率兵防守。这时安费扬古一面用云梯攻城、一面命士兵拿出准备好的土包抛向乌拉城下,不久即与城墙高度平齐,建州军登城而入。努尔哈赤坐在西门城楼上,两旁竖起建州旗帜。布占泰大势已去,麾下之兵已不满百,见到建州旗帜夺路而逃。途中又被代善截击,布占泰仅以身免,单骑投叶赫而去。建州攻占乌拉城,乌拉灭亡。努尔哈赤在乌拉停留十天,将包括布占泰诸子在内的众乌拉降民编成万户一同带回建州。[9]
万历四十一年(1613年),努尔哈赤在吞并哈达、辉发的基础上再灭乌拉,乌拉贝勒布占泰单骑脱逃至叶赫。努尔哈赤三次向叶赫索要布占泰,均遭到拒绝。九月,努尔哈赤率领四万大军攻打叶赫。建州军连克吉当阿、兀苏、呀哈、黑儿苏等大小城寨十九座,直逼叶赫东西二城。叶赫遂向明朝求援,明朝派游击马时楠、周大歧领兵千人带火器进驻叶赫。努尔哈赤见叶赫有备,于是焚其庐舍,携带降民返回建州。
万历四十三年(1615年)五月,叶赫布扬古贝勒把东哥许配给蒙古暖免的儿子蟒古儿大,并捕捉建州6人。七月,努尔哈赤乘叶赫老女与蒙古成婚之机,发兵三千,屯驻南关旧地,准备一举荡平叶赫,由于明廷的再次干涉,努尔哈赤只好暂时息兵。[10]
建立大金
随着势力的逐渐扩大,努尔哈赤的名号亦逐步从“聪睿贝勒”发展至“女直国建州卫管束夷人之主”、再称“建州等处地方国王”、再到喀尔喀蒙古上尊号“昆都伦汗”。而明朝对努尔哈赤的野心浑然不查,甚至在1615年,努尔哈赤建立后金国的前一年,蓟辽总督还向朝廷奏称其“唯命是从”。
万历四十四年(1616年),努尔哈赤在赫图阿拉称“覆育列国英明汗”,国号“大金”(史称后金),成为后金大汗,年号天命。此时的努尔哈赤已经攻占了大部分女真部落。
决战萨尔浒
天命三年(1618年)4月13日,努尔哈赤在盛京“告天”誓师,宣读了与明朝结有的七大恨的讨明檄文,同时率步骑2万向明朝发起进攻。抚顺城以东诸堡,大都为后金军所攻占。后金军袭占抚顺、清河后,曾打算进攻沈阳、辽阳,但因力量不足,翼侧受到叶赫部的威胁,同时探知明王朝已决定增援辽东,便于九月主动撤退。
抚顺等地接连失陷,让明神宗感到事态严重,派兵部左侍郎杨镐为辽东经略,主持辽东防务。并决定出兵辽东,大举进攻后金。但由于缺兵缺饷,不能立即行动,遂加派饷银200万两,并从川、甘、浙、闽等省抽调兵力,增援辽东,又通知朝鲜、叶赫出兵策应。经过半年多的准备,援军虽大部到达沈阳地区,但粮饷未备,士卒逃亡,将帅互相掣肘。
天命四年(1619年)正月,努尔哈赤又亲率大军进攻叶赫部,得到二十多个寨子。听说有明朝的军队来了,这才回去。明朝的杨镐派遣使者去后金商议罢兵,努尔哈赤回覆书信拒绝。二月,明抵达辽东的援军8万余人,加上叶赫兵一部、朝鲜军队1万多人,共约10万,号称20万(一说47万)。明神宗一再催促杨镐发起进攻。于是杨镐坐镇沈阳,命兵分四路围剿后金。[11]
努尔哈赤在攻破抚顺、清河之后,鉴于同明军交战路途遥远,需要在与明辽东都司交界处设一前进基地,以备牧马歇兵,于是在吉林崖(今辽宁抚顺市东)筑城屯兵,加强防御设施,派兵守卫,以扼制明军西来之路。
四路明军出动之前,作战企图即为后金侦知。努尔哈赤探知明军行动后,认为明军南北二路道路险阻,路途遥远,不能即至,宜先败其中路之兵,于是决定采取“凭你几路来,我只一路去”的集中兵力、逐路击破的作战方针,将10万兵力集结于都城附近,准备迎战。
二月二十九日,后金军发现明朝刘綎军先头部队自宽甸北上,杜松率领明军主力已出抚顺关东进,但进展过速,孤立突出。努尔哈赤接到奏报以后,决定以原在赫图阿拉南驻防的500兵马迟滞刘綎,乘其他几路明军进展迟缓之机,集中八旗兵力,迎击杜松军。三月初一,杜松军突出冒进,已进至萨尔浒(今辽宁抚顺东大伙房水库附近),分兵为二,以主力驻萨尔浒附近,自率万人进攻吉林崖。努尔哈赤看到杜松军孤军深入,兵力分散,一面派兵增援吉林崖,一面亲率六旗兵4万5千人进攻萨尔浒的杜松军。次日,两军交战,明西路军全军覆没。努尔哈赤在歼灭杜松军后,即将八旗主力转锋北上,去尚间崖方向迎击马林军,明北路军除主将马林率数骑逃回开原外,全军覆没。正在路上准备支援潘宗颜部的叶赫贝勒金台石、布扬古听闻明军大败,大惊,撤回叶赫。
刘綎所率的南路军因山路崎岖,行动困难,未能按期进至赫图阿拉。因不知西路、北路已经失利,仍按原定计划向北开进。努尔哈赤击败马林军后,立即移兵南下,迎击明南路军。三月初三,为全歼南路军,努尔哈赤采取诱其速进,设伏聚歼的打法,事先以主力在阿布达里岗(赫图阿拉南)布置埋伏,另以少数士兵冒充明军,穿着明军衣甲,打着明军旗号,持着杜松令箭,诈称杜松军已迫近赫图阿拉,要刘綎速进。刘綎信以为真,立即下令轻装急进。三月初四,明军东路刘铤军从宽奠出发时,后金东边的人民都躲避到深山老林中去了。刘铤率军一路上攻占山寨,将瘸子、瞎子等不能动的人杀死,一路向前进军。刘綎先头部队进至阿布达里岗时,遭到伏击,兵败身死。努尔哈赤乘胜击败其后续部队。
杨镐坐镇沈阳,掌握着一支机动兵力,对三路明军未作任何策应。及至杜松、马林两军战败后,才在三月初五,慌忙调李如柏军回师。李如柏军行动迟缓,仅至虎拦岗(在清河堡东)。当接到撤退命令时被后金哨探发现,后金哨探在山上鸣螺发出冲击信号,大声呼噪。李如柏军以为是后金主力发起进攻,惊恐溃逃,自相践踏,死伤1000余人。[12] 朝鲜军队元帅姜弘立率领剩余的五千兵下山来投降,后金设宴款待他们之后,将他们释放回国,并且修书给朝鲜国主光海君。[13]
之后,努尔哈赤智取开原和铁岭,使明朝在辽东地区失去了御守后金西去的屏蔽[14] 。经过数次大战,使明朝在辽东的军事实力受到毁灭性打击,叶赫部由此势成孤立。同年八月,努尔哈赤亲率大军围困叶赫部东西2城,一举攻克,杀叶赫首领金台石、布扬古,消灭叶赫部。
席卷辽东
天命六年(1621年),努尔哈赤迁都辽阳,兴建东京城。
天命七年(1622年),努尔哈赤大败辽东经略熊廷弼和辽东巡抚王化贞,夺取明辽西重镇广宁(今辽宁北镇市)。紧接着后金连陷义州、锦州、大凌河等辽西四十余城堡。熊廷弼、王化贞率明军残部与数十万流民往山海关而去。
天命十年(1625年)三月,努尔哈赤迁都沈阳。在统治辽东期间,多次在征战中进行血腥杀戮。
天命十一年(1626年)一月,努尔哈赤发起宁远之战,明朝守将袁崇焕以葡萄牙制的红夷大炮击败之,兵退盛京(沈阳)。同年四月,努尔哈赤又亲率大军,征蒙古喀尔喀,“进略西拉木轮,获其牲畜”。五月,明将毛文龙进攻鞍山,努尔哈赤回师盛京。五月二十一日,努尔哈赤出城迎接前来沈阳的科尔沁部奥巴贝勒。[15]
去世
天命十一年(1626年)七月中旬,努尔哈赤身患毒疽,七月二十三日前往清河汤泉疗养,八月初,病势转危,遂决定乘船顺太子河返回沈阳,八月十一日,乘船顺太子河而下,病死于叆(ài)福陵隆恩门鸡堡(今沈阳市于洪区翟家乡大挨金堡村),终年六十八岁。努尔哈赤葬于沈阳福陵(今沈阳东陵),庙号“太祖”。[16]

为政举措

政治
努尔哈赤制定了厚待功臣的重要国策。在用人问题上,努尔哈赤强调了六项原则:一是必须任用贤人。二为不论亲疏门第,公正举人,“勿论根基,见其心术正大者而荐之。莫拘血缘,见有才者即举为大臣”。三系不拘一格,用其所长,“有临阵英勇者,用以治军。有益于国政之忠良者,用以辅理国政”。四乃举贤贬奸,因“善良公正之人不举不升,则贤者何由而进。不肖者不贬不杀,则不肖者何由而惩”。五是奖惩分明,功必赏,过必罚,“有善行者,虽系仇敌,亦不计较,而以有功升之。有罪者,虽亲不贯,必杀之”。六为赏赐效劳官将,视其所需,赐与马、牛、阿哈、食谷、衣服、财帛和妻室[17] 。
对于早年来投、率军征战、尽忠效劳的“开国元勋”,如费英东、额亦都、何和里、扈尔汉、安费扬古等“五大臣”及杨古利、冷格里等人,给予特别礼遇和优待,赐给大量人畜财帛,任为高官,封授爵职,联姻婚娶,荣辱与共。当这些功臣出了差错时,他着重指出“贫时得铁,犹胜于金”,常以其功而从轻处治。努尔哈赤招徕了许多有才之人,他们献计献策,多次进入大明掠夺使女真部逐渐“民殷国富”,为建立和壮大后金国,奠定了牢固的基础。
军事
军事才能努尔哈赤戎马生涯长达44年,史称他“用兵如神”,是一位优秀的军事统帅,在军事谋略上,在指挥艺术上,集中兵力、各个击破、围城攻坚、里应外合、铁骑驰突、速战速决,体现了高超的智慧。他在萨尔浒之战中,采取“恁(nèn)尔几路来,我只一路去”,就是“集中兵力,各个击破”的兵略,成为中国军事史上集中兵力、以少胜多的经典战例。他在军队组织、军队训练、军事指挥、军事艺术等方面的作为,都可圈可点。特别是他在作战指挥艺术上,对许多军事原则,如重视侦察、临机善断努尔哈赤御用剑、诱敌深入、据险设伏、巧用疑兵、驱骑驰突、集中兵力、各个击破、一鼓作气、速战速决、用计行间、里应外合等,都能熟练运用并予以发挥。[18]
同时,努尔哈赤注重兵器的革新,努尔哈赤在与明朝交战中,多次遭遇明军火力阻击,深知火器的厉害,知道欲破城垒“非炮不克”。除用缴获的大批枪炮弹药武装军队外,还命令归顺的汉军官兵“准备”一定数量的火炮,以加强攻坚力量,并演练出新的战法,据徐光启《略陈台铳事宜并申愚见疏》记载,努尔哈赤攻城时,先用大型火铳在百步外专打城墙,然后再乘机用云梯等攻城器械进行攻击而野战时,总会部署大大小小各种火器为先锋,阵型整齐的冲过来,没有必中的把握就不发射。[19]
创立八旗
女真民俗壮者皆兵,素无其他徭役,平时多以渔猎为生。每次作战或行猎,女真人依家族城寨出师,以十人以一人为牛录额真总领其余九人负责各方动向。努尔哈赤起兵正是利用女真人这种传统的狩猎组织形式,牛录额真也成为建州治下的官名之一,起初总分为环刀、铁锤、串赤(铁丳皮牌)、能射四军,成为后来创建旗制的基础。[20]
随着努尔哈赤兵马越来越多,万历二十九年(1601年),努尔哈赤在吞并乌拉以后对属下人马进行一次整编,以三百人为一牛录,设置一牛录额真(后称佐领)管理,并以黄、白、红、蓝四色为四旗。万历四十三年(1615年)十一月,努尔哈赤乌拉后,规模更为扩大,于是以五牛录为一甲喇,设一甲喇额真(后称参领);五甲喇为一固山(旗),设一固山额真(后称都统),以梅勒额真(后称副都统)二人副之;固山额真之上则由努尔哈赤之子侄分别担任旗主贝勒,共议国政。旗的数目又在原有四旗基础上再增镶黄、镶白、镶红、镶蓝四旗为八旗,分长甲、短甲、巴雅喇三兵种,分别是清朝时期前锋、骁骑和护军营的前身。此后随着势力的进一步扩张,接下来的几代统治者对旗制又有所改进,但八个旗这一数目未再有任何变动。
除了军事外,八旗制度还兼有行政、生产、司法、宗族诸职能。努尔哈赤创制八旗使来自不同地区、凝聚力涣散的女真部民整合为一组织纪律性很强的社会整体,增强了军队战斗力的同时也成为了努尔哈赤成就霸业的一把利刃。[21]
战略方针
在军事与外务上,努尔哈赤制定了具体的方针、政策和策略。采取了“恩威并行,顺者以德服,逆者以兵临”,即以抚为主,以剿相辅的方针。其具体内容有三:
一为抗拒者杀,俘获者为奴。因纳殷部七村诸申降后复叛,据城死守,“得后皆杀之”。额赫库伦部女真拒不降服,努尔哈赤遣兵攻克,斩杀守兵,“获俘一万”,灭其国,“地成废墟”。
二是降者编户,分别编在各个牛录内,不贬为奴,不夺其财物。原是部长、寨主、贝勒、台吉,大都封授官职,编其旧属人员为牛录,归其辖领。
三为来归者奖。对于主动远道来归之人,努尔哈赤特别从厚奖赐。当他听说东海虎尔哈部纳喀达部长率领一百户女真来投时,专遣二百人往迎,到后,“设大宴”,厚赐财物,“为首之八大臣,每人各赐役使阿哈十对、乘马十匹、耕牛十头”,以及大量皮裘、貂帽、衣、布、釜盆等物。
努尔哈赤还采取了正确的用兵策略,一般是由近及远,先弱后强,逐步扩大。他积极争取与蒙古联盟,尽力避免过早地遭到明朝的打击,直到万历四十六年(1618年)以七大恨发动叛乱以前,没有受到明军的征剿,这极大地有利于统一女真事业的顺利进行。充分发挥了军事指挥才干。他长于用计,重视保密,多谋善断,议即定,定即行,出兵犹如暴风骤雨,迅不可挡,经常以少胜多,变被动为主动。
民族
蒙古族
努尔哈赤兴起后,对蒙古采取了既不同于中原汉族皇帝、也不同于金代女真皇帝的做法。他用编旗、联姻、会盟、封赏、围猎、赈济、朝觐(jìn)、重教等政策,加强对蒙古上层人物及部民的联系与辖治。后漠南蒙古编入八旗,成为其军政的重要支柱;喀尔喀蒙古实行旗盟制;厄鲁特蒙古实行外扎萨克制。后康熙帝说:“昔秦兴土石之工,修筑长城。我朝施恩于喀尔喀,使之防备朔方,较长城更为坚固。”清朝对蒙古的抚民固边政策,其经始者就是努尔哈赤。
汉族
努尔哈赤开始占据辽东的时候,对汉人实行“拒敌者杀之,不与敌者勿妄杀”的政策,他优待“尼勘”[22] ,给予了归降的汉人以民的地位,从他们享有的权利和应尽的义务看,其身分接近于后金国人,亦即牛录属员。考虑到这些汉民与满洲的文化传统迥异,努尔哈赤也没把他们编入八旗。而对即对据城不降、不服从命令的汉人则实施镇压、屠杀。[23]
努尔哈赤曾直言不讳地对俘获的汉人说:即使杀了你们,夺取的财物能有多少呢?那只是暂时的,有限的。如果收养,你们的手可以出任何东西。用出的东西做生意,生产的好果实、好东西,那是永久的利益。[24]
努尔哈赤晚年对汉族政策的急转直下,进占辽沈地区后,获得大片土地。他实行屯田制,颁布“计丁授田令”,属民平时自耕自产,战时为兵。与此同时,后金进入辽沈,战胜后抢掠财产、多次毁城,辽民被杀者数以万计;被俘的汉人则按照以往,强迫剃发易服,且多被编入女真人家为仆役、或编入农庄为农奴,[25] 许多汉人不堪奴役,起而反抗导致了天命晚期后金社会的不稳定。
文化
女真人在金朝时期曾依照契丹字创建女真字,但因金国亡于元朝之后中原女真人高度汉化,而东北女真又受蒙古影响,导致女真文在明朝中后期彻底失传,以至于明末女真人“凡属书翰,用蒙古字以代言者十之六七,用汉字以代言者十之三四”。所以后来努尔哈赤崛起,深感与明朝、朝鲜往来文书需要反复译写多有不便,于是指示大臣噶盖和学者额尔德尼二人创制文字来解决这一问题。起初二者以女真人早已习惯书写蒙古文为由表示不便制造新文字,努尔哈赤则以“如何以我国之语制字为难,反以习他国之语为易耶”给以反驳,并提出借用蒙古字母拼写女真语。后来,二人根据努尔哈赤之意创制而成并颁行,被后世称为“无圈点满文”(老满文),此后再经达海于天聪年间彻底完善,为“有圈点满文”(新满文)。
努尔哈赤主持创制和颁行满文使其治下部民相互交流、书写公文、记载政事、翻译汉籍等方面更为便利。翻译而成的大量汉籍也使努尔哈赤本人及其后世统治者在中原历代王朝的历史中吸取了大量经验。

本 名: 爱新觉罗·皇太极
别 称: 洪太极、黄台吉、洪太主、红歹是
所处时代: 清朝
民族族群:满族
出生地: 赫图阿拉(今辽宁新宾县西老城)
出生时间 :1592年11月28日申时
去世时间: 1643年9月21日亥时
主要成就: 两次征朝鲜,灭察哈尔;建立清朝;取得松锦大捷
年 号: 天聪、崇德
庙 号 :太宗
谥 号: 文皇帝
陵 寝:清昭陵
在 位 :1626年10月20日-1643年9月21日

简介

爱新觉罗·皇太极(1592年11月28日—1643年9月21日),即清太宗,又译黄台吉[1] 、洪太主。清太祖爱新觉罗·努尔哈赤第八子,清初杰出的军事家、政治家,后金第二位大汗、清朝开国皇帝。自少年起常随父兄狩猎和征战,骑射娴熟。天命十一年(1626年)努尔哈赤去世后,皇太极受推举袭承汗位,改次年为天聪元年。皇太极即位之后进行大刀阔斧的封建化改革,加强中央集权;在战略上定先征服朝鲜和漠南蒙古,以解除攻明后顾之忧的战略方针。对明则采纳汉族降官建议,确立"讲和与自固之策",重用汉将,削弱明朝实力,志在入关夺取全国政权。[2]
崇德元年(1636年),在盛京(今沈阳)称帝,建国号大清,并且迫使李氏朝鲜臣服于清朝。在崇德六年(1642年)的松锦大战中生俘洪承畴,自此明朝关外精锐丧失殆尽,宁锦防线彻底崩溃,清军入关已成必然之势[3] 。崇德八年(1643年),皇太极猝死于清军入关前夕,未能实现夺取全国政权的夙愿。皇太极前后在位17年。他在位期间,发展生产,增强兵力,不断对明朝作战,为下阶段清王朝迅速扩展入主中原,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庙号太宗,谥号应天兴国弘德彰武宽温仁圣睿孝敬敏昭定隆道显功文皇帝,葬于沈阳昭陵。死后其第九子福临即位。

人物生平

早年经历
皇太极出生于明万历二十年十月二十五日(1592年11月28日)申时,努尔哈赤第八子,皇太极从小就受到努尔哈赤的喜爱,皇太极的生母叶赫那拉·孟古哲哲,是海西女真叶赫部首领杨吉努(仰加奴)之女。杨吉努为了与努尔哈赤结盟,把小女儿许配给他,称这是天生的“佳偶”。明万历十六年(1588年),努尔哈赤成婚,时已三十岁,新娘只有十四岁。[4] 当时努尔哈赤有众多妻子和儿女,地位最高的是富察氏衮代,即莽古尔泰之母。[5] 但是努尔哈赤与叶赫那拉氏感情甚笃,喜欢她只知侍奉丈夫而不干预政事。皇太极本人生来面色赤红,眉清目秀,行动稳健,举止端庄。他聪明伶俐,耳目所经,一听不忘,一见即识。他很爱看书学习,在努尔哈赤的诸将中惟有他识字。[6] 当父兄长年累月忙于出征作战时,七岁的皇太极就开始主持家政了,不但把家里日常事务、钱财收支等管理得井井有条。特别是有些事情不烦努尔哈赤操心指示,皇太极就能干得很出色,与自己想的一样,因而努尔哈赤对皇太极更是爱如“心肝”。[7]
明万历三十一年(1603年)秋季,孟古哲哲生病,想要见娘家母亲一面,努尔哈赤派人去通知这事情,叶赫贝勒纳林布禄没有同意。同年九月,孟古哲哲因病去世,皇太极时年12岁。孟古生前的时候,做大福晋时间较短,皇太极做了大汗后,尊奉其母孟古哲哲为孝慈高皇后。[8] 皇太极在母亲死后,跟随父兄,迅速成长,很快变成一个能文能武的少年。满族及先世女真人素以尚武著称,皇太极向他父亲学习本民族的传统风俗,从小就参加打猎,练得勇力过人,步射骑射,矢不虚发。当皇帝以后,皇太极还对小时候这种生活记忆犹新,曾说:“太祖时,我们听说第二天要外出打猎,即事先进行调鹰蹴球,作好各种准备。如到时不让去,哭着也要请求前往。过去,无论老少,竞相奋进,皆以行兵出猎为大喜事。那时仆从很少,人人各自牧马披鞍,劈柴做饭,即使这样艰苦,也乐于跟着为主效力,国家之有今日兴隆正是这种努力奋斗的结果。”[9] 皇太极很像他父亲,吃苦耐劳,体格健壮。沈阳实胜寺曾藏有他用过的一张弓,矢长四尺余,不仅一般人不敢问津,就是一个壮士也很难拉开,而皇太极当年运用自如。[10]
初战四方
主词条:萨尔浒之战
皇太极自少年起常随父兄狩猎和征战,骑射娴熟。万历四十年(1612年),从父出征海西女真乌拉部,克六城。[11] 在逐步完成统一女真各部的基础上,皇太极帮助他父亲努尔哈赤建立了新的后金国家。努尔哈赤一度想立长子褚英为储,但是褚英背着努尔哈赤做了很多违反其愿望的事,甚至逼迫皇太极等也跟他一起行动。皇太极等向努尔哈赤揭发了褚英的阴谋,万历四十一年(1613年),努尔哈赤将褚英幽禁,两年后又毅然处死了他。[12] 从此皇太极进一步得到了信赖。万历四十三年(1615年),努尔哈赤整合正黄、正白、正红、正蓝并加镶黄、镶白、镶红、镶蓝,正式完成了军政合一的八旗制。皇太极被任命为管正白旗的贝勒[13] 。
后金天命元年(1616年),努尔哈赤建立大金国(史称后金),称大汗,任命次子代善为大贝勒、侄子阿敏为二贝勒、五子莽古尔泰为三贝勒、八子皇太极为四贝勒简称四大贝勒。[14] 天命三年(1618年),努尔哈赤下定决心要对明朝发动进攻,但是具体怎样行动,却议而未决。皇太极献上一计。他提出先打抚顺,“抚顺是我出入之处,必先取之”。并建议利用明朝守城游击李永芳要在四月八日至二十五日大开马市的机会,派遣五十人扮作马商,分成五伙,入城为市,继之由他亲自带领五千士兵夜行至城下,里应外合,两面夹攻。努尔哈赤欣然接受他的建议。四月十三日以“七大恨”誓师征明,结果大获胜利。[15] 抚顺之战是后金与明朝的第一次大战,对后金以后的发展影响深远,皇太极的献计献策及亲临战阵,对后金的胜利有决定性的作用。
抚顺兵败城陷的消息传到明都,“举朝震骇”,[16] 多年不理朝政的明神宗惊呼:“辽左覆军陨将,建州势焰益张,边事十分危急”。[17] 为了置后金于死地,明朝于天命四年(1619年)联合女真叶赫部及朝鲜王朝,发动了著名的萨尔浒大战。后金军进至萨尔浒(今辽宁抚顺大伙房水库东侧),与明军大战。继而北向迎击开原总兵马林一路明军,途中皇太极又打败了杜松军的后营游击龚念遂、李希泌。在西、北两路已胜,准备转战东路时,皇太极紧跟代善、阿敏、莽古尔泰之后,赶赴前线。明总兵官刘铤力战而死。[18] 另一路明军在李如柏率领下,未及交锋,狼狈逃回。萨尔浒之战是后金与明朝的第一次大决战,皇太极为赢得此战的胜利立下了汗马功劳。[19] 天命十年(1625年),皇太极与兄阿巴泰率精骑5000驰援科尔沁,迫使察哈尔蒙古首领林丹汗远遁。
继位为汗
主词条:宁远之战、宁锦之战、后金攻察哈尔蒙古之战
天命十一年(1626年)八月十一日,努尔哈赤因宁远之战失败抑郁而逝。大妃阿巴亥和两个庶妃殉葬。代善与其子岳托及萨哈廉,拥皇太极嗣汗位。代善的长子贝勒岳托和三子贝勒萨哈廉,对诸贝勒大臣说出了拥戴皇太极的原因:“才德冠世,当速继大位”。由于身为长兄的代善的鼎力支持,所以众贝勒乃合词请上嗣位”,皇太极“辞再三,久之乃许”,被拥举为大汗。九月一日,皇太极在大政殿即汗位,焚香告天,宣布次年为天聪元年。[20] 皇太极即位时,明朝正因为宁远的胜利而变得强硬起来。皇太极一上台就曾致函宁远巡抚袁崇焕,表示希望“彼此和好”。后金有一名汉人生员岳起鸾,力主与明朝议和,说不议和,人民就会逃亡殆尽,若和好,就应速行放还汉人,或归其绅士。他的奏疏上达以后,皇太极就把他杀了。[21] 明朝也并非坐等后金退兵,而是一边要地,一边修筑塔山、大小凌河城及锦州城,加紧备战。
天聪元年(1627年)五月,继征朝鲜王朝之后,皇太极亲率大军征明。这时明朝干将袁崇焕正在实施“恢复之计”,即“以辽人守辽土,以辽土养辽人”。他修城屯田,以屯养战,以“守为正著,战为奇著”。[22] 皇太极想及早发动进攻,发动宁锦之战,结果自己伤亡惨重,宁远城却屹立未动。继续又攻十几天,依然无成。守宁远的正是袁崇焕,他命令满桂、尤世禄、祖大寿出城拒战。皇太极督代善、阿敏、莽古尔泰、阿济格等进击。明军呐喊抵抗。袁崇焕坐镇指挥,放大炮,后金兵一排排倒下,游击觉罗拜山、备御巴希等被射死,贝勒济尔哈朗、萨哈廉、瓦克达俱伤。[23] 明将满桂也负重伤,士兵死伤大半。宁远不下,皇太极又返回锦州,时已六月四日。将士中暑很多,皇太极知不可久留,第二天下令退兵。此战明军防守成功,时称“宁锦大捷”。[22] 辽西不能攻取,便不能进山海关,如果要夺取北京,只有另找出路。皇太极对蒙古是有所了解的,当时他已参加过与喀尔喀、科尔沁等部的结盟,也曾领兵驰援过科尔沁。[24]
天聪二年(1628年)二月,皇太极首先带领两个幼弟多尔衮及多铎统大军亲征察哈尔所属的多罗特部,进至敖木伦地方,俘获一万一千二百人。因敖木伦大捷,多尔衮被赐号墨尔根戴青,多铎赐号额尔克楚虎尔。[25] 八月,与喀喇沁议和,九月调科尔沁、喀喇沁、敖汉、奈曼及喀尔喀诸部兵来会。九月六日,后金大军出征察哈尔。二十日进击席尔哈、席伯图、英、汤等处,俱下。第二天追至兴安岭,获人畜无计其数。十月中旬胜利而归。[25] 这次出征,后金既打击了大敌察哈尔部,也进一步巩固了对已归服的蒙古诸部的统治。不久,皇太极派阿什达尔汉到这些地方宣敕,以后如征察哈尔,凡管旗诸贝勒年七十以下,十三以上,俱从征,违者罚马驼,不至约会之地者也罚马[26] 。
革故鼎新
主词条:己巳之变、皇太极新政
天聪三年(1629年)十月至天聪四年(1630年)正月,皇太极在明朝关宁锦防线难以攻克的情况下率军从蒙古突入内地,攻打北京失利,史称“己巳之变”。但施反间计除掉了明蓟辽督师袁崇焕。皇太极继位后,顺应历史发展趋势,促进了后金政权的封建化进程。皇太极本人有很好的文化素养,这时他推行了振兴文教的措施。天聪三年(1629年)首先提出“以武功戡乱,以文教佐太平”,一改其父努尔哈赤屠杀文人的政策,并于当年进行考试,选取了满、汉、蒙古生员二百人。[26] 他已认识到发展文教对治理国家的重要性,说不能认为不读书不会误事。规定从天聪六年(1632年)起,凡贝勒大臣子弟年十五以下,八岁以上,俱令读书。[27] 他派人丈量土地,将“各处余地”归公,发给民户耕种,不许旗主、贵族再立庄田。又把原来每13名壮丁编为一庄改为每8名壮丁编为一庄,“其余汉人,分屯别居,编为民户。”并下令编审壮丁,解放部分奴婢为编民。这些措施,使满族贵族的特权受到一定制约,有利于发展农业生产。他极力学习汉族文化,命儒臣翻译汉字书籍。
天聪六年(1632年)正月,废除“与三大贝勒,俱南面坐”,共理朝政的旧制,改为自己“南面独坐”,突出汗位独尊地位。继而寻机削除异已,铲除了威胁汗位的三大贝勒势力,使汗权得到巩固。仿明制,设内三院,六部,“停王贝勒领部院事”,独主政务。又设都察院和理藩院,建立起一套较为完备的国家机构。集中了汗权,加强了专制统治。
天聪七年(1633年)六月初二日,皇太极在一次讲话中谕令将士对新附之众,“一切勿得侵扰”。[28] 在皇太极影响下,明将孔有德、耿仲明、尚可喜等纷纷归降了后金。皇太极率诸贝勒出迎至浑河,行抱见礼,以示优隆[29] 。孔、耿不仅带了一万二千多精壮官兵及红夷大炮等,而且促使明朝的辽东海防很快崩溃了。[30] 之后不到四个月,明镇守广鹿岛的副将尚可喜就步了孔、耿后尘,皇太极称赞他“识时势之向背”,“残破海防,实为我功”。[31] 到天聪七年(1633年)马光远统领汉兵时,实际形成了一个汉军旗,满语叫乌真超哈。[32] 孔、耿、尚所领兵也是汉军。在此之前,蒙古旗兵也已形成。天聪八年(1634年)三月十三日皇太极在沈阳城郊阅兵,参加的有满洲八旗、蒙古二旗、旧汉兵一旗,共十一旗。[33] 和以前有很大不同的是这时的军队已从私人武装变为国家的军队了。
称帝改号
主词条:丙子胡乱、清兵入塞
天聪十年(1636年),萨哈廉让诸贝勒检讨过去,表示今后忠诚效力,皇太极答应可以考虑了。然后皇太极又以“早正尊号”征询汉官儒臣的意见,鲍承先、宁完我、范文程、罗绣锦等都表示赞成。萨哈廉又召集诸贝勒各书誓词,向皇太极效忠。“外藩”诸贝勒闻讯也请求上尊号,皇太极同意了。上尊号的准备活动至天聪十年三月末大体就绪。[34] 于天聪十年(1636年)五月,称帝,定国号“大清”,改元崇德,改族名女真为满洲。其后将主要兵力用于对明战争。[35]
崇德元年(1636年)十一月十九日,皇太极以“朝鲜败盟逆命”为由,决定发兵讨伐。十二月二日十时,皇太极率军起行。朝鲜国王李倧预料“朝夕被兵”,[36] 寄希望于明朝支援,实际落空了。清军于十二月十日渡鸭绿江,十三日抵安州,来势凶猛,史称“丙子虏乱”。第二年正月初七日,清军战胜朝鲜全罗、忠清两道援军,李倧逃到南汉山城“势穷情迫”,称臣请罪。皇太极要求严惩朝鲜挑起衅端的大臣,同时造船发兵攻入江华岛,获朝鲜王妃、王子及阁臣等人。三十日,李倧亲至皇太极面前伏地请罪,史称“丁丑下城”。举行受降仪式后,当即留下其长子及次子为质,其余被俘妻子家口二百余人遣送还京。二月初二日,皇太极自朝鲜班师。[37] 从此清朝代替明朝把朝鲜变成了藩属。朝鲜对清朝由以前的兄弟之称,更执藩臣之礼。不久阿济格领兵攻克皮岛,斩明将沈世魁等,彻底解除了清朝攻向关内的后顾之忧。
皇太极对明朝的军事行动仍因山海关的阻隔,分成为入口之战和关外之战。崇德年间一共发动了三次入口之战,每次作战都分出一部分兵力在关外,以为牵制。崇德元年(1636年)五月,皇太极派阿济格等领兵出战,这是第一次入口之战。俘人畜十七万九千八百二十,生擒总兵巢丕昌。[38] 崇德四年(1639年)三月,清军渡运河,攻破山东济南府,克城败敌,俘人口二十五万余,四月凯旋。清军最大的损失是扬威大将军岳讬死于军中。[39] 崇祯帝不但宣布了京师戒严,而且非常忧虑,以致在农民军和清军都攻上来的时候,宁肯暂时放松对农民军的围剿,而把主要力量调到抗清战场上。[38]
奠定基业
主词条:松锦大战
崇德五年(1640年)三月,清军修义州城。过去清军分出一部分入关,现在全力用于松锦大战。崇德六年(1641年)八月,皇太极见形势危急,不顾鼻子出血,经
过六天急行军到了松山。皇太极亲征,大大鼓舞了清军的士气。他部署清军自乌忻河南至海,横截大路,绵亘驻营,再在高桥设伏,围追堵截,处处有备。二月十八日清军入松山,生擒洪承畴。三月初八日,锦州城内的祖大寿也以孤立无援被围一年后投降。四月,清军又攻克塔山、杏山,并毁二城。至此,松锦决战以清军胜利告终。此战歼灭明军五万余人。在降服松山、锦州后,清军占领了除宁远外的明朝关外全部城镇。[40]
崇德七年(1642年),皇太极发动了生前最后一次入口之战。他对这次军事行动提出了异乎寻常的要求,即注意明朝和农民军的动向及应采取合作的态度。[41] 这次进军的统帅是奉命大将军阿巴泰等,两翼大军分别从界岭口及黄岩口毁墙而入,长驱南下,至山东兖州,计克三府、十八州、六十七县,败敌三十九处,获黄金二千二百五十两、白金二百二十万五千二百七十两,俘人民三十六万九千口及牛马衣服等物。但是就在这样的大胜利面前,许多文武大将提出直捣山海关时,皇太极仍坚持既定国策,不轻易冒险。终皇太极之世,清军不曾通过山海关,但没有他们扫清道路,也就不可能有后来的清军入关。同年十月,西藏达赖五世罗卜藏嘉木错派遣伊拉古克三胡土克图和厄鲁特蒙古戴青绰尔济等向清朝通好。皇太极一再盛赞藏传佛教,向藏使表白他对佛教笃信不疑。[42]
猝然长逝
皇太极在五十岁时,因他心爱的宸妃之死,身体立刻变得虚弱了。皇太极一生娶了十五位妻子,而他最喜欢的是天聪八年(1634年)娶的博尔济吉特氏,崇德元年封她为关雎宫宸妃。这位妻子贤淑文静,皇太极和她颇恩爱,婚后曾生一子,皇太极高兴至极,为此发布了大清第一道大赦令。这个儿子二岁而殇。崇德六年(1641年)九月,皇太极正在松锦前线,忽听宸妃病危,急忙赶回盛京,到时宸妃已死。皇太极悲不自胜。从此这位身体一直健壮的皇帝忽而昏迷,忽而减食,常常“圣躬违和”。当年十月初二日,他对诸王及他们的妻子儿女说:“山峻则崩,木高则折,年富则衰,此乃天特贻朕以忧也。”[43] 这流露出皇太极已为他年老体衰而不安了。
崇德六年(1641年)以后,皇太极因身体不好,曾发布过大赦令,也减少了处理日常事务的负担,甚至做过祈祷。崇德八年(1643年)八月初九日,皇太极猝死于盛京后宫,年52岁。谥应天兴国弘德彰武宽温仁圣睿孝文皇帝,后累加谥为应天兴国弘德彰武宽温仁圣睿孝敬敏昭定隆道显功文皇帝,庙号太宗。葬沈阳昭陵(北陵)。

本 名 :爱新觉罗·福临
所处时代 :清朝
民族族群 :满族
出生地 :盛京永福宫(今沈阳故宫)
出生时间 : 1638年3月15日(崇德三年戊寅)
去世时间 :1661年2月5日(顺治十八年辛丑)
主要作品 : 《顺治遗诏》
主要成就 :清军入关的首位皇帝,迁都北京,整顿吏治,稳定秩序,统一全国。
庙 号 : 世祖
谥 号 :章皇帝
逝世地 :北京紫禁城养心殿[2]
陵 寝 :清孝陵
在 位 :1643年10月8日-1661年2月5日

简介

爱新觉罗·福临(1638年3月15日—1661年2月5日),即清世祖,清朝第三位皇帝,清朝入关的首位皇帝。清太宗第九子,出生于沈阳故宫永福宫,生母为孝庄文皇后博尔济吉特氏。年号顺治,在位十八年。[1]
顺治皇帝六岁登基,由叔父摄政王和硕睿亲王多尔衮辅政。顺治元年(1644年),清军入关,入主中原。同年,顺治皇帝迁都北京。顺治七年(1650年),多尔衮出塞射猎,死于滦河,福临提前亲政。面对全国出现新的抗清高潮,福临同大臣经过反复筹商,决定采取抚重于剿的策略;一方面实行“招降弥乱”的怀柔政策;一方面重新起用洪承畴经略湖广、广东、广西、云南、贵州等处。使局势逐渐好转,为日后进攻云贵,统一全国,奠定了基础。顺治十年(1653年)为了恢复战乱破坏的农业经济,顺治帝采纳范文程等人的建议,设立兴屯道厅,推行屯田。十四年,又积极鼓励地主、乡绅招民垦荒。对地方官员制定《垦荒考成则例》,按垦荒实绩,分别予以奖惩。同年,编成《赋役全书》颁布天下。这些措施,使濒于绝境的农业生产,开始有了转机。[2]
顺治帝对整顿吏治甚为关注,派监察御史巡视各地。惩治了一批贪官污吏。为了提高官僚机构的办事效能,顺治帝比较注意发挥汉官的作用。[3] 顺治十六年(1659年),除东南沿海之外,全国的领土基本得到统一。[2]
顺治十八年(1661年)顺治帝驾崩,享年二十四岁。庙号世祖,谥号体天隆运定统建极英睿钦文显武大德弘功至仁纯孝章皇帝,葬于清东陵之孝陵,遗诏传位第三子玄烨。

人物生平

冲龄嗣统
崇德三年(1638年)正月三十日,福临生于盛京,其母为永福宫庄妃,博尔济吉特氏,即孝庄文皇后。崇德八年(1643年)八月,清太宗皇太极驾崩,由于未预定储嗣,所以在这一突发事件后,在其第十四弟掌正白旗的和硕睿亲王多尔衮与其长子肃亲王豪格之间展开了激烈的皇位之争。争夺者双方势均力敌,相持不下。精明的多尔衮随机应变,提出以拥立皇太极第九子福临为帝,由和硕郑亲王济尔哈朗和他共同辅政,结果获得通过。福临于八月二十六日登上盛京笃恭殿的鹿角宝座即帝位。次年改元顺治 。[4-5]
这位年仅六岁的童子皇帝,虽然尚不谙世事,但在满族特有的尚武精神的熏陶下,却有一种好胜的性格和天然的优越感。崇德七年(1642年)年底,皇太极出猎叶赫一带,携他前往,当行猎于噶哈岭时,福临曾“射中一麅”[6] ,那时他年仅五岁。在举行登位大典前,他出宫乘辇前往笃恭殿,乳母因其年幼欲登辇陪坐,他拒绝说“此非汝所宜乘”[7] ,显示出不可冒犯的帝王尊严。随着年龄的增长,福临愈益感到现状对他的这种尊严实际上受到很大的挑战和侵害。
顺治元年(1644年)三月,大顺政权的李自成攻陷北京,崇祯帝自缢而死。[8] 四月,固山额真何洛会等人以悖妄罪告发肃亲王豪格,福临废豪格为庶人,他的党羽俄莫克图等人全部处死。晋封阿巴泰为多罗饶馀郡王。大学士范文程向多尔衮进谏,应当趁机进入中原。福临命多尔衮为奉命大将军,并赏赐多尔衮以及从征的诸王、贝勒、贝子。[9]
定鼎燕京
明山海关守将吴三桂遣使向多尔衮乞师讨伐李自成。[10] 四月二十一日,答应援吴的清军便在一片石击溃了李自成派去切断吴三桂后路的唐通部农民军,四月二十三日,李自成与吴三桂军激战于山海关前,一时难分伯仲,双方鏖战至中午,吴军逐渐实力耗尽,为农民军包围。接着清军猝然袭击,农民军失利,李自成败退京师。清军正式入关。[11] 五月二日,清军进占京师。多尔衮奏请六岁的福临迁都京师。六月,福临令洪承畴仍然担任兵部尚书同内院官一起处理政务。[12] 九月,自盛京迁都北京,十月初一,在多尔衮率领的诸王以及满、汉大臣的劝进下,福临即皇帝位于北京故宫武英殿。[13-14] 宣布“兹定鼎燕京,以绥中国”。[15] 此举标志着清王朝由地方政权开始转化为统治全中国的中央王朝。
顺治二年(1645年)初,清廷集中军力分两路攻入陕西,一路由英亲王阿济格率领,吴三桂为前锋;一路由豫亲王多铎率领,孔有德为前锋。李自成迎击清军于潼关,经过激烈的战斗,农民军放弃西安,东下湖广。[16] 四月,农民军来到湖广通山县,李自成遭到当地地主武装的袭击,死在通山九宫山。四月二十五日,清军攻占扬州。多铎陈兵江北,于五月初九占镇江。[17] 多铎遣贝勒尼堪、贝子屯济等率军追击弘光帝于太平。不久,多铎将弘光帝及伪太子一并解往北京斩首。[18]
顺治三年(1646年)正月,福临以肃亲王豪格为靖远大将军,率师西征四川。[19] 增定俸禄给养的规定:最高的是摄政王年俸银两千两,最低的是骁骑校三十两。二月,罢黜江南旧设部院,派遣在京户、兵、工三部满汉侍郎各一人驻江宁,分理各部事务。[20] 十月,和硕德豫亲王多铎还师北京,福临亲自出城迎接并慰劳。[21] 太和殿、中和殿修缮完成。[22] 制定皇帝行幸迎送的大礼。十二月,位育宫(即保和殿)修缮完成。福临规定诸王入朝乘坐的轿子及列朝坐次的礼仪。[23] 顺治四年(1647年)正月,福临因郑亲王济尔哈朗府邸殿堂的台基逾制以及擅用铜狮、铜鹤,罚银两千两。三月,《大清律》修成,福临下令停止圈地。[24] 七月,福临加封豫亲王多铎为辅政叔德豫亲王。[25] 多尔衮因为抓住把柄罢免了郑亲王济尔哈朗辅政的权力,由此,多尔衮开始一人独揽朝政。并且摄政王对皇帝停止行跪拜礼。[23]
顺治五年(1648年)三月,郑亲王济尔哈朗因罪被降为多罗郡王。[26] 肃亲王豪格获罪,但是福临以不忍心处置他,将其幽禁起来,不久便为多尔衮害死了。[27] 闰四月,恢复济尔哈朗和硕亲王的爵位。[28] 七月,初步设立六部汉人尚书、都察院左都御史。[29] 规定诸王、贝勒、贝子、公、公主、和硕格格等人应该使用的金器数目。八月,福临规定允许满汉官民互相嫁娶。十一月,福临于圜丘举行祭天大典,祭祀太祖皇帝。追尊太祖以上的四世为皇帝。[23] 顺治六年(1649年)正月,定内三院的官制。三月,豫亲王多铎薨,摄政王多尔衮还京奔丧。[31] 四月,太宗中宫皇后博尔济吉特氏薨。[32] 六月,英亲王阿济格向摄政王多尔衮争叔王衔,被多尔衮论罪并罢免他的职务。[23]
乾纲独断
顺治七年(1650年)十二月三十一日,出猎的摄政王多尔衮在喀喇城逝世,使得福临可以提前亲政。[33] 顺治八年(1651年)正月,福临开始亲政,时年十四岁。同年八月大婚。[34] 多尔衮病逝后,顺治开始摆脱傀儡地位,对多尔衮实行了削除封号爵位、罢撤庙享谥号、籍没家财等身后惩处。为加强皇权,他废除了诸王贝勒管理各部事务的旧例,又采取了停止圈地,放宽逃人法等一系列缓和民族矛盾的措施。尽管福临很想有番作为,也颇为中原文化所吸引,但终因他周围尚未形成一支以他为主导的强有力的政治势力,致使他的计划暂时搁浅[14] 。
顺治九年(1652年)二月,福临加封郑亲王济尔哈朗为叔和硕郑亲王。[35] 三月,为加强君主集权,福临取消诸王、贝勒、贝子管理六部事务的权力。[36] 四月,福临采纳了礼部的建议,规定皇帝一月三朝,春秋两季各举行一次经筵。设置宗人府官员。[37] 规定一切礼制。九月,福临拟定亲自出迎西藏的达赖喇嘛。十二月,顺治帝于南苑召见五世达赖喇嘛。在每旗设置宗学,只要是未受封的宗室之子十岁以上均可入学。[23]
顺治十年(1653年)正月,福临下令要改变仅有满臣奏事的局面,此后,凡章奏,令满汉侍郎、卿以上会同奏进。[38] 福临阅读《通鉴》,问大臣历史上的各个圣明之君谁最优,陈名夏对他说唐太宗,而顺治帝以为明太祖的各种立法可以有利于后世。[39] 三月,赐太常卿汤若望号通玄教师。命令各部院奏事停用绿头牌。四月,亲自测试翰林官成克巩等人。此时,陈名夏案发生,二十八名汉官遭到训斥。五月,增置内三院汉大学士,院各二人。设立十三衙门,谕戒宦官干政,所设太监级不过四品。八月,将太宗皇帝的第十四女和硕公主下嫁平西王吴三桂之子吴应熊。二十四日,废除皇后为静妃。[23]
顺治十一年(1654年)三月,皇三子玄烨(即康熙皇帝)生。[40] 六月,立科尔沁镇国公绰尔济女博尔济吉特氏为皇后。[23] 顺治十二年(1655年)正月,修《顺治大训》,并且编纂《资政要览》。四月,下诏修《太祖圣训》、《太宗圣训》。五月,郑亲王济尔哈朗病逝。六月,福临封博果铎为和硕庄亲王。命名宫禁为紫禁城,后山为景山,西苑南台为瀛台。命内十三衙门立铁牌,严禁内监干政。[23] 顺治十三年(1656年)八月二十五日董鄂妃被册为“贤妃”,十二月,晋封为皇贵妃。[42]
结识僧教
福临亲政初期即认识了天主教耶稣会士汤若望。福临亲政后,汤若望的地位迅速提高,当年即被封为通议大夫、太常寺卿,十年三月赐名“通玄教师”,十二年授为通政使,十五年诰封光禄大夫,秩为正一品。这完全是福临重视信任的结果。最初,福临因母亲孝庄文皇后称汤若望为义父,而称其为“玛法”。
顺治十四年(1657年),福临开始接触和尚,成为佛教信徒。这年深秋,福临驾幸南海子,在太监的带领下到了海会寺,见到了临济宗龙池派和尚憨璞生性聪慧,福临和他交谈非常契合,因此对佛教产生了兴趣,所以于十月四日于南苑万善殿召见憨璞,以后又不断召见,详细询问佛教界的德高望重的人。他得悉龙池派内许多著名和尚的情形,对他们非常向往。[43]
顺治十五年(1658年)九月,福临遣使赴江南湖州报恩寺召名僧玉林琇来京,玉林琇清高自持,多次辞谢不应召,使者不许。[44]
顺治十六年(1659年)二月,玉林琇入京面见福临。福临当即封他为“大觉禅师”,并以禅门师长礼待玉林琇,自称弟子,并请求他起法名。玉林琇再三推辞,福临不许,并要用丑些的字眼命名,玉林琇写了几个字,福临选了一个痴字,法名行痴。[43] 四月,玉林琇请求回去,福临赐给他黄衣、金印,派遣官员送他回去,并令使者召玉林琇弟子茆溪行森去京师。福临又封憨璞聪为明觉禅师。由于憨璞聪的推荐,福临在玉林琇离京前一月即闰三月遣使往浙江宁波天童寺召龙池派另一位名僧木陈道忞进京。这年七月茆溪行森应召到京。福临是从玉林琇语录中发现茆溪行森偈语最好,特指名将其召来。福临在万善殿接见茆溪行森,问答佛法过程中,福临不断地点头叫好。
剃发出家
福临自亲政一开始,也曾雄心勃勃,力图振兴国祚,政治一新,但却力不从心,致使矛盾重重,他已疲惫不堪了。在董鄂妃未薨逝前,他曾对弘觉道忞禅师说:“老和尚在朕三十岁的时候来为朕祝寿,也许可以等到。玉林琇说来给朕祝四十大寿,朕绝不会等到了。”他已自觉骨瘦如柴,体力不支,难以挨到四十岁,顶多勉强可以活到三十。他的精神支柱已轰然坍塌,已觉不久于人世,再也无力支撑这座辉煌的帝国大厦了。[45]
顺治十七年(1660年)八月十九日,董鄂妃病逝于承乾宫,福临陷入了痛苦之中,而政治上的苦闷也困扰着他。这时只有佛法使他还有所寄托,所以他再萌生出出家之念。大约在九、十月之交,福临决心出家,由茆溪森剃度成了光头天子。十月十五日,茆溪森本师玉林通琇禅师奉诏到京,听说他的徒弟已为皇帝剃发,勃然大怒,立即命令众人堆积柴火准备烧死茆溪森。因此他劝福临说:“如果以尘世之法论的话,皇上应该永远坐在皇位上,上可以安定圣母的心,下可以使得民众安居乐业;如果以出世之法论,皇上也应该永久做君主帝王,对外可以保护操持佛法的人,对内住一切大权菩萨智所住处。”福临听从了他的谏议,允许蓄发,暂时罢了出家的念头。[46] 茆溪森也因此免于被烧死,当月便离开京京城回南方去了。福临虽然不再出家,但内心已然完全受到了佛法的熏陶。[47]
染疾去世
顺治十八年(1661)正月初二,他安排吴良辅出家为僧。这天他亲临悯忠寺观看吴良辅出家仪式。归来的当晚即染上天花,发起高烧来。他预感病体沉重,势将不支,初六日深夜急召礼部侍郎兼翰林院掌院学士王熙及原内阁学士麻勒吉入养心殿,口授遗诏。王熙、麻勒吉二人退至乾清门下西围屏内,以初七一天的时间撰拟。一共三次进给皇上预览,皇帝三次亲自斟酌,刚到晚上才决定。[48] 当夜,年仅二十四岁的顺治帝与世长辞了。[49] 福临晏驾后,麻勒吉及侍卫贾卜嘉二人手捧遗诏去奏知皇太后,马上向诸王贝勒贝子公大臣侍卫等人宣布。遗诏立八岁的皇三子爱新觉罗·玄烨为皇太子,继帝位,命索尼、苏克萨哈、遏必隆、鳌拜为辅政大臣。
遗诏实为罪己诏,共罗列十四条罪过,主要是未能遵守祖制渐染汉俗,重用汉官致使满臣无心任事,几乎完全否定了他自己一生中最有光彩的政绩。至于这是否福临本意,即这十四条是否福临过目批准的已无从知晓。但却留给了后世之疑:遗诏公布前先奏知皇太后;遗诏的主要起草者王熙事后对此守口如瓶。因此,人们有理由说遗诏本出太后授意,确实是母亲责备儿子的话。
福临崩后,梓宫放在了景山寿皇殿。四月十七日,由再次进京的茆溪行森执行火化仪式。火化后宝宫(骨灰罐)安葬于遵化马兰峪,是为孝陵。庙号世祖,谥号章皇帝,后世累有尊谥,至乾隆元年(1736年)尊谥加为二十二字:体天隆运定统建极英睿钦文显武大德弘功至仁纯孝章皇帝。

本 名 :爱新觉罗·玄烨
别 称: 恩赫阿木古朗汗、文殊皇帝
所处时代: 清朝
民族族群: 满族
出生地 :北京紫禁城景仁宫
出生时间: 1654年5月4日
去世时间: 1722年12月20日
主要作品: 《御制道德经讲义序》、《四书讲疏义序》、《庭训格言》等
主要成就 :擒鳌拜、平三藩、台湾,亲征准噶尔,大败沙俄侵略军;发展经济
庙 号: 圣祖
陵 墓: 景陵
年 号: 康熙
在位时间: 1661年—1722年

简介

清圣祖爱新觉罗·玄烨(1654年5月4日—1722年12月20日),清朝第四位皇帝,清定都北京后第二位皇帝。年号康熙。蒙古人称康熙为恩赫阿木古朗汗或阿木古朗汗(蒙语“平和宁静”之意,为汉语“康熙”的意译)。西藏方面尊称为“文殊皇帝”。是顺治帝第三子,母亲为孝康章皇后佟佳氏。
康熙帝8岁登基,14岁亲政,在位61年,是中国历史上在位时间最长的皇帝。执政初期,南有"三藩"割据数省,西北有卫拉特蒙古准噶尔部割据,东南有郑氏后代占据台湾,东北有沙俄觊觎和入侵。面对严峻局势,坚持大规模用兵,以实现国土完整和统一。[1] 康熙帝少年时就挫败了权臣鳌拜,完全夺回朝廷大权,开始真正亲政的阶段。成年后康熙帝坐镇北京取得了对三藩、沙俄的战争胜利;消灭在台湾的明郑政权。另一方面,康熙帝三征噶尔丹,并取得胜利。创立“多伦会盟”取代战争,联络蒙古各部;意图以条约确保清朝政府在黑龙江的领土控制。[2] 在政治上加强中央集权;注意休养生息,发展经济,笼络汉族士人。但是康熙帝标榜仁政,到了晚年倦勤,出现吏治败坏的现象。另外,众位皇子因为废太子事件而争夺皇位,对康熙帝晚年政治产生了不良影响。
康熙帝是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的捍卫者,奠定了清朝兴盛的根基,开创出康乾盛世的局面,有学者将其尊为“千古一帝”[3] ,康熙六十一年(1722年)农历十一月十三日崩于畅春园,终年68岁。庙号圣祖,谥号合天弘运文武睿哲恭俭宽裕孝敬诚信功德大成仁皇帝,葬于景陵。传位于第四子胤禛。

人物生平

早时勤学
顺治十一年三月十八日(1654年5月4日)玄烨生于北京紫禁城景仁宫,是顺治帝的第三子,其母孝康章皇后佟佳氏时为庶妃。史载孝康章皇后向太后问安之时,出门时看到有龙绕身,孝庄太后才知道孝康章皇后有身孕。孝庄太后说:“我怀顺治皇帝的时候就有这种景象,如今佟佳氏也是如此,必定降下祥瑞。”[4]
玄烨一出世,就得到了年轻的父母亲的喜欢,特委托可靠的奶妈带他到紫禁城外哺养。他小时候未经出痘(天花),父母惟恐他染上这不治之症,才不得不采取这一措施。因此,他在父母膝下未得一日承欢。多少年后,他犹抱憾不已[5] 。但是他所患天花之症并没有危及性命,仅在脸部留下几个细小的麻点。这使他对当时这种最可怕的疾病有了终身免疫力。而他出过痘竟成了他将来继登帝位的一个有利因素。玄烨从五岁开始读书识字,很快显露出勤奋好学的天分。史载玄烨天表英俊,声音洪壮有力。六岁的时候,偕同众兄弟向父皇问安。世祖福临问皇子们最想做什么。皇二子福全说作为一个贤王足矣。唯有玄烨说道希望效法父皇。于是福临十分看重玄烨。[6]
后来,康熙帝曾谈到自己的学习情况,八岁“学庸训诂,询之左右,求得大意而后愉快。日所读者,必使字字成诵,从来不肯自欺。及四子之书既已通贯,乃读尚书,于典谟训诂之中,体会古帝王孜孜求治意。”接着,“读大易,观象玩占,实觉义理悦心”。自此便养成了读书的好习惯,“乐此不疲”[7] ,“好学不倦”[8] ,每每读书至深夜,而不知倦怠。他十七、八岁时,因读书过劳,至咯血也不肯罢休。[9] 他所说的自己的学习情况,并非是自夸之辞。官方档案记载他举凡“帝王政治,圣贤心学,六经要旨,无不融会贯通”,亦非过誉之辞[10] 。
少年天子
主词条:四大臣辅政
顺治十八年(1661年)正月,玄烨年仅八岁,二十四岁的父亲福临突然病逝。顺治帝生前没有册立太子,顺治十八年(1661年)他临终时接受汤若望的建议,因玄烨出过天花具有免疫力而选其为继承人,以遗诏的形式册立玄烨为皇太子。当年正月初九日(2月8日),玄烨即位于太和殿,时年仅6岁(虚岁8岁),颁诏大赦,并改明年为康熙元年。顺治遗诏同时指派索尼、苏克萨哈、遏必隆、鳌拜四大臣辅政。[11-12] 玄烨八岁丧父,母亲孝康章皇后佟佳氏又在他十岁的时候病重。[13] 生母重病时,玄烨“朝夕虔侍,亲尝汤药,目不交睫,衣不解带”;十岁丧母,玄烨昼夜守灵,水米不进,哀哭不停。康熙后来回忆说,幼年在“父母膝下,未得一日承欢”。[14]
四辅臣联合辅政的局面并未维持很久,他们之间的矛盾和斗争日益公开而激烈起来。在四人中,逐渐专擅实权的是鳌拜。他平时已表现出居功自傲,盛气凌人,但受“顾命”之初,尚能谨慎从事,履行誓词。然而,不出三年,他就暴露出骄横和专权的野心。他位在最末,不甘人后,处处越位抓权。首先便跟苏克萨哈不相容。[15] 康熙六年(1667年)六月,首辅索尼病故。七月初七,14岁的康熙帝正式亲政,在太和殿受贺,大赦天下。[16] 但仅十天后,鳌拜即擅杀同为辅政大臣的苏克萨哈,数天后与遏必隆一起进位一等公,实际政局并不受康熙帝直接掌控。[17]
当时,康熙帝经常召集少年侍卫在宫中作“布库”之戏,康熙八年五月十六日(1669年6月14日),他突然命令这些侍卫在鳌拜进见时将其逮捕。大臣商议鳌拜大罪三十条,请求诛其族,康熙帝念鳌拜功劳,赦死罪而拘禁,但诛杀了鳌拜的很多弟侄亲随及党羽,不久鳌拜死于禁所。仅存的另一辅政大臣遏必隆因为长期勾结鳌拜,被削去太师、一等公的爵位。[18] 康熙帝由此完全夺回朝廷大权,开始真正亲政的阶段。[19] 康熙帝铲除鳌拜之后,甄别官吏,为被鳌拜矫旨处死的苏克萨哈等昭雪,奖励百官上书言事,禁止圈地等弊政,实操朝政大权。[1]
削平三藩
康熙十二年(1673年)三月,以平南王尚可喜请求归老辽东,但请求留其子尚之信继续镇守广东为引线,引发了是否撤藩的激烈争论。[20] 最后康熙帝认为“藩镇久握重兵,势成尾大,非国家利”,决定下令“撤藩”。七月,吴三桂假装请旨撤藩,康熙帝同意。[21] 同年十一月,吴三桂在云南提出反清复明,杀云南巡抚朱国治。[22] 并于次年派将率军进攻湖南,攻陷常德、长沙、岳州、澧州、衡州等地。
他又派人四出散布檄文。广西将军孙延龄、四川巡抚罗森等许多地方大员纷纷反清。接着,福建耿精忠亦反。在短短数月之内,滇、黔、湘、桂、闽、川六省丢失,一时间清帝国危在旦夕。随后,陕西提督王辅臣、广东尚之信等也相继反叛,叛乱扩大到广东、江西和陕西、甘肃等省。
康熙帝的对策是坚决打击吴三桂,决不给予妥协讲和的机会;而对其他的叛变者则大开招抚之门,以此来分化敌军,削弱吴三桂的羽翼,从而孤立吴三桂。[23] 在这个方针之下,康熙帝把湖南作为军事进攻的重点,命勒尔锦等统领大军至荆州、武昌,正面抵住吴三桂,并进击湖南,又命安亲王岳乐由江西赴长沙,以夹攻湖南。此外,康熙帝又放手重用汉将、汉兵作战。[24] 康熙十五年(1676年),陕西王辅臣和福建耿精忠在清军进攻下,先后投降。[25-26] 广东的尚之信也于康熙十六年(1677年)投降。[27] 陕、闽、粤以及江西都先后平定。吴三桂局促于湖南一隅之地,外援日削。而清军已由江西进围长沙,其失败之势已成。
康熙十七年(1678年)三月,吴三桂在衡州称帝,国号周,大封诸将。未几即忧愤成疾,于八月病死。吴三桂死后,其部将迎立其孙吴世璠继位,退居云贵。此后,清军先后收复湖南、广西和四川。康熙二十一年(1681年)冬,清军攻破昆明,吴世璠自杀,三藩平定。
统一台湾
康熙二十年(1681年),郑经中风而死,明郑发生政变,年仅12岁的郑克塽继任延平王,大权实际上为冯锡范、刘国轩掌握,郑氏官员向心力开始动摇,负责与清朝谈和的傅为霖甚至愿当内应。[28] 福建总督姚启圣认为是进攻台湾的好时机,向康熙帝推荐施琅。
康熙二十二年(1683年),康熙以施琅为福建水师提督,出兵攻台,在澎湖大败刘国轩所率领的郑氏海军,随后明郑纳土归降。康熙二十三年(1684年),清政府在台湾设一府(台湾府)三县,即台湾县(今台南)、凤山县(今高雄)、诸罗县(今嘉义),隶福建省,并在台湾设巡道一员,总兵官一员,副将二员,兵八千。在澎湖设副将一员,兵二千。从而加强了中央对台湾的管辖,促进了台湾经济文化的发展。[29]
驱逐沙俄
清军入关后,沙俄远征军曾多次入侵黑龙江流域,烧杀抢劫,四处蚕食。康熙二十二年(1683年)九月,清廷勒令盘踞在雅克萨等地的沙俄侵略军撤离清领土。沙俄军不予理睬,反而率兵窜至爱珲劫掠,清将萨布素将其击败,并将黑龙江下游沙俄军建立的据点均予焚毁,使雅克萨成为孤城。但沙俄军负隅顽抗。康熙二十四年(1685年)正月二十三日,为了彻底消除沙俄侵略,康熙帝命都统彭春赴爱珲,数日攻克雅克萨城,即行回师,留部分兵力驻守爱珲,另派兵在爱珲、墨尔根(今黑龙江嫩江)屯田,加强黑龙江一带防务。
康熙二十四年(1685年)秋,沙俄卷土重来,再次占领雅克萨城。俄军这一背信弃义的行为引起清政府的极大愤慨。次年初,康熙接到奏报,即下令反击。康熙二十五年(1686年)七月二十四日,清军2000多人进抵雅克萨城下,将城围困起来,勒令沙俄侵略军投降。托尔布津不理。八月,清军开始攻城,托尔布津中弹身亡,改由杯敦代行指挥,继续顽抗。八月二十五日,清军考虑到沙俄侵略者死守雅克萨,必待援兵,且考虑隆冬冰合后,舰船行动、马匹粮秣等不便,于是在雅克萨城的南、北、东三面掘壕围困,在城西河上派战舰巡逻,切断守敌外援。侵略军被围困,战死病死很多,826名俄军,最后只剩66人。雅克萨城旦夕可下,俄国摄政王索菲亚公主急忙向清廷请求撤围,遣使议定边界。清廷答应所请,准许沙俄军残部撤往尼布楚。
雅克萨之战结束后,双方于康熙二十八年(1689年)七月二十四日缔结了《尼布楚条约》,规定以额尔古纳河-格尔必齐河-外兴安岭为中俄两国东段边界,黑龙江以北,外兴安岭以南和乌苏里江以东地区均为清朝领土。[30]
西征漠北
清初,西北方居住的蒙古分为漠南蒙古、漠北喀尔喀蒙古和漠西厄鲁特蒙古三大部。漠北喀尔喀蒙古内部又分为扎萨克图、土谢图、车臣等三部,漠西厄鲁特蒙古内部又分为准噶尔、和硕特、杜尔伯特、土尔扈特四部。清军入关之前,漠南蒙古就已归附大清,喀尔喀蒙古和厄鲁特蒙古各部,也与清政府关系密切。
康熙年间,准噶尔在领袖噶尔丹的统治下,势力强盛。康熙二十六年(1687年)底,沙俄参加中俄边界谈判的全权代表戈洛文,在伊尔库茨克专门接见了噶尔丹的代表,策动噶尔丹进攻喀尔喀蒙古,噶尔丹本来就与喀尔喀三部中的土谢图汗部有矛盾,遂掀起对喀尔喀的战争。
康熙二十七年(1688年),噶尔丹亲率骑兵三万自伊犁东进,越过杭爱山,进攻喀尔喀,很快占领整个喀尔喀地区。土谢图汗察珲多尔济与哲布尊丹巴一世决定投清,于是喀尔喀三部数十万分路南奔,逃往漠南乌珠穆沁一带,向清廷告急,请求保护。康熙一面把他们安置在科尔沁放牧,一面责令噶尔丹罢兵西归。但噶尔丹气焰嚣张,置之不理,反而率兵乘势南下,深入乌珠穆沁境内。对于噶尔丹的猖狂南犯,康熙一面下令就地征集兵马,严行防堵,一面调兵遣将,准备北上迎击,先后在乌兰布通和昭莫多大破准噶尔。康熙三十六年(1698年)二月,康熙鉴于噶尔丹拒不投降,再次下诏亲征。噶尔丹在众叛亲离的情况下死去。至此康熙时期讨伐噶尔丹之战始告结束,漠北喀尔喀地区纳入清朝版图。
噶尔丹死后,策妄阿拉布坦便成为准噶尔部的统治者。随着他的统治地位的巩固和地盘的不断扩大,又萌生向东扩张的野心。策妄阿拉布坦在沙俄支持下,不断袭击清军据守的科布多、巴里坤、哈密等军事重镇,并派兵侵入西藏。由于康熙及时派兵进藏协同藏军围剿,才将准噶尔势力赶出西藏。
九子夺嫡
康熙十四年(1675年),康熙立时年两岁的二阿哥胤礽为皇太子,日后皇太子变得骄纵与蛮横并结党营私。康熙四十二年(1703年)康熙杀索额图,父子关系趋于紧张。康熙四十七年(1708年),在木兰围场的布尔哈苏行宫,康熙皇帝以皇太子胤礽“不法祖德,不遵朕训,惟肆恶虐众,暴戾淫乱”的理由,宣布废除太子。之后众多阿哥开始了对于皇位的觊觎。
大阿哥胤褆是庶长子,一向不被康熙喜欢,自知无望,向康熙提议立八阿哥胤禩,理由是“术士张明德尝相允祀必大贵”,又说要替父杀掉胤礽,让康熙极为寒心,严加训斥,同时对胤禩严加提防。这时三阿哥胤祉揭发大阿哥搞魇镇加害胤礽之事,康熙将大阿哥囚禁。康熙厌恶胤禩勾结胤褆,也将其关押,后又释放。
康熙四十八年(1709年)三月,恢复胤礽太子地位。康熙五十年(1711年)末被告与刑部尚书齐世武、步军统领托合齐、兵部尚书耿额结党营私。康熙五十一年(1712年)九月再次下诏废太子。从此废太子一直被圈禁到死。三阿哥胤祉见此乱局,主动退出竞争。
胤礽再度被废后,八阿哥胤禩转而支持十四阿哥胤祯(四阿哥同母弟,后改名允禵),九阿哥胤禟、十阿哥胤俄附庸八阿哥。十三阿哥胤祥附庸四阿哥胤禛。胤禛在太子首次被废后,敢于为胤礽说好话,属太子党。胤礽二度被废之后,胤禛看到胤礽绝无复立之可能,开始结党营私,窥视储位。这时形成了以胤禛为首的四爷党和以胤禩为首的八爷党两大势力。
晚年病逝
康熙六十一年十一月十三日(1722年12月20日),康熙帝玄烨崩于北京畅春园清溪书屋,终年69岁。在位61年零10月。当时八爷党支持的十四阿哥胤祯远在西北,四阿哥胤禛留京。康熙近臣步军统领隆科多宣布康熙遗嘱,命胤禛继承皇位,是为雍正皇帝,为康熙帝上庙号圣祖,谥号合天弘运文武睿哲恭俭宽裕孝敬诚信功德大成仁皇帝,葬于景陵。

本 名: 爱新觉罗·胤禛
别 称: 雍正皇帝
所处时代: 清朝
民族族群:满族
出生地 :北京紫禁城永和宫
出生时间: 1678年12月13日
去世时间: 1735年10月8日
主要作品: 《雍邸集》
主要成就: 平定罗卜藏丹津叛乱,推行改土归流、火耗归公等改革,设立军机处
庙 号: 世宗
年 号: 雍正
谥 号: 宪皇帝
陵 寝: 清泰陵
在 位: 1722年12月27日-1735年10月8日

简介

爱新觉罗·胤禛(1678年12月13日—1735年10月8日),即清世宗,清朝第五位皇帝,定都北京后第三位皇帝,蒙古尊称为纳伊拉尔图托布汗。康熙帝第四子,母为孝恭仁皇后,即德妃乌雅氏,生于北京紫禁城永和宫。
康熙三十七年(1698年)封贝勒;康熙四十八年(1709年)胤禛被封为和硕雍亲王。在二废太子胤礽之后,胤禛积极经营争夺储位,康熙六十一年(1722年)十一月十三日,康熙帝在北郊畅春园病逝,他继承皇位,次年改年号雍正。雍正帝在位期间重整机构并且对吏治做了一系列改革。如为加强对西南少数民族的统治,实行改土归流。并且大力整顿财政,实行耗羡归公,建立养廉银制度等。特别是雍正七年(1729年)出兵青海,平定罗卜藏丹津叛乱。雍正一朝,整顿吏治,在中央创立密折制度监视臣民,并废除议政王大臣会议,设立军机处以专一事权。而且改善秘密立储制度,这样使得皇位继承办法制度化,也在一定程度上避免康熙帝晚年诸皇子互相倾轧的局面。雍正帝在位期间,勤于政事,自诩“以勤先天下”、“朝乾夕惕”。
雍正帝的一系列社会改革对于康乾盛世的连续具有关键性作用。雍正十三年(1735年)去世,庙号世宗,谥号敬天昌运建中表正文武英明宽仁信毅睿圣大孝至诚宪皇帝,葬清西陵之泰陵,传位于第四子弘历。

人物生平

早年经历
康熙十七年十月三十日(1678年12月13日)寅时,胤禛出生于北京紫禁城永和宫,生母为德妃乌雅氏。由于其生母乌雅氏出身低微,不能给胤禛带来皇子中的特殊地位,[2] 此外,清初时后宫也不允许生母抚育自己的儿子,因此胤禛满月后由孝懿仁皇后佟佳氏抚养。孝懿仁皇后是一等公佟国维之女,孝康章皇后的侄女,孝懿仁皇后没有生过皇子,只有一个公主还早年殇逝,故而养育德嫔之子,年幼的胤禛因其尊贵,很可能有意巴结她。[2]
康熙二十二年(1683年)胤禛六岁进尚书房,胤禛跟从张英学习四书五经,向徐元梦学习满文。与胤禛关系最密切的是顾八代,胤禛说他“品行端方,学术醇正。”少年和青年时代的胤禛,受父皇和师傅的严格管束,从事以四书五经为主要内容的学习,也在这个时期,作《春日读书》、《夏日读书》等诗歌。[3] 稍长,便跟随康熙帝四出巡幸,并奉命办理一些政事。十六岁那年,他陪同其三兄胤祉往祭曲阜孔庙。康熙三十五年(1696年),十九岁的胤禛随从康熙帝征讨噶尔丹,掌管正红旗大营,[4] 此役胤禛没有参加,然而他很关心这次战斗,作《狼居胥山大阅》、《功成回銮恭颂二首》[5] ,赞扬乃父用兵的功业。[6] 又往遵化暂安奉殿祭祀孝庄文皇后。康熙三十七年(1698年)二十一岁受封为贝勒。二十三岁侍从康熙帝视察永定河工地,检验工程质量。二十五岁,随同父皇巡幸五台山,次年侍从南巡江浙,对治理黄河、淮河工程进行验收。
经营争储
主词条:九子夺嫡
康熙四十七年(1708年)夏,康熙帝第一次罢黜了太子胤礽。在推选新太子的过程中,胤禛支持复立胤礽,同时与皇八子胤禩也保持良好的关系。康熙四十八年(1709年),复立胤礽为太子。同年封胤禛为和硕雍亲王。[7] 此间诸皇子为谋求储位,各结私党,勾心斗角极为激烈[7] 。
胤礽再立后,为巩固储位又进行了一些非法活动,引起康熙帝的不快,于康熙五十年(1711年)再次将他废黜。以后不断有朝臣为他复位奔忙,均遭康熙帝处罚。胤礽被遗弃了,但他留下的皇太子的空位,康熙帝却未令人替补,惹得诸皇子为之大动心机。胤禩有资本,继续活动,又一次受到父皇斥责。他的同伙胤禵“虚贤下士”,联络各方人士,“颇有所图”。[8] 十四皇子胤禵于康熙五十七年(1718年)受命为抚远大将军,出征西北,指挥两路清军入藏,送达赖六世至拉萨,驱逐了一度盘踞在西藏的准噶尔人的势力,稳定了西藏局势。他的声誉日高,有可能成为储君。三皇子诚亲王胤祉受命开蒙养斋馆,身边聚集着一群学人。他也“希冀储位”,以至胤礽再废后,竟“以储君自命”[9] 。
胤禛善于治国、懂得韬光养晦。他尊释教道学,自称“天下第一闲人”,与诸兄弟维持和气,与年羹尧和隆科多交往密切,同时向父亲康熙帝表现诚孝,画西藏于版图,赢得康熙帝的信赖。康熙六十年(1721年),雍正四十四岁这年,正是康熙帝登基六十周年大庆,他奉命往盛京祭告祖陵,回京参加贡士会试试卷复查事务,冬至时遵命代康熙帝南郊祭天。次年,清查京、通两仓,又秉命冬至祭天。胤禛的这些活动,对他来说有两重意义,一是由于他多次随从巡幸、外出代办政务,足迹遍于中国主要地区,使他有机会了解各地经济物产,山川水利,民间风俗,宗教信仰,历史问题,取得了关于民事的第一手资料;二是观察了康熙帝处理政事,考查了地方行政和吏治,锻炼了处理某些政事的能力,获得了从政的一些经验。这两个方面的因素,对胤禛日后治理国事都有很大的实践意义。
雍正帝在储位斗争中的胜利,有其必然性,这就是:第一,他的才能和务实精神会取得一些人的支持,他的属人戴铎曾向大学士李光地称道其主子:“才德兼全,且恩威并施,大有作为。[10] ”事实上,在争夺皇储的斗争中,雍正帝提出整顿积习的振作有为的政治方针,与八皇子胤禩的仁义方针相对立,以争取人心。第二,他善于耍两面派手法,从而欺骗了对手和康熙帝,使政敌不以他为意,没有集中力量对付他,从而轻巧地取得成功。第三,他有一个集团,在关键时刻用上了力,如通过隆科多稳定京中局势,通过年羹尧控制胤禵和稳定西北地区。
巩固帝位
康熙六十一年(1722)十一月十三日,康熙帝在北郊畅春园病逝,胤禛继承了皇位,次年改年号雍正。[7] 即位后,雍正帝重用康熙十三子胤祥,不想放过政敌胤禩等人,胤禩等人也不甘心失败,所以双方的斗争在雍正帝继位后延续下来,他在政治上采取多种措施以巩固自己的皇位。首先是消除异己,分化瓦解诸皇子集团,将胤禵从西北军前召回,加以圈禁。晋封胤禩为廉亲王和总理事务大臣。将胤禟发往青海西大通(今青海大通西北)。鉴于清朝没有行之有效的立储制度,常因皇位继承权产生争端,创立了秘密立储制度。
雍正帝在雍正二年(1724年)春以前,对政敌的打击尚有所节制,这是因为政权还不太巩固,不便太刺激对方。雍正二年(1724年)三月,青海平叛胜利,雍正政权的力量增强了,随即加紧惩治胤禩一伙。四月,对胤禩本人声罪致讨,说他“肆行悖乱,干犯法纪,朕虽欲包容宽宥,而国宪具在,亦无可如何,当与诸大臣共正其罪”。[11] 削宗籍和圈禁,并被改名为“阿其那”(意为待宰的鱼),胤禟被削宗籍和圈禁, 并被改名为“塞思黑”(意为讨厌的人)。皇十子胤礻我被圈禁,康熙的皇十四子胤祯(胤禵)先是派去守陵,再后来受圈禁。康熙皇十二子胤祹被降爵,后康熙的皇三子胤祉也被革爵圈禁。
同年五月,革去苏努贝勒,七月发出《御制朋党论》,进一步开展反对胤禩党人的活动,不久年羹尧、隆科多问题的出现,遂放松了对胤禩的攻势,迨至雍正三年(1725年)十二月,年羹尧赐死,便加速惩处胤禩等人。至雍正四年(1726年),胤禟、胤禩先后囚禁致死,胤禵迁于京城景山,蔡怀玺自杀,郭允进枭首示众,其他胤禩党人也遭到处分。至此,经营二十多年的胤禩集团彻底垮台。雍正三年(1725年),雍正帝以作威作福、结党营私之名,责令抚远大将军年羹尧自尽,同时削隆科多太保,后圈禁致死。并因此株连出汪景祺《西征随笔》案和查嗣庭试题案。
主政改革
主词条:清世宗改革
雍正帝登基伊始就说:“朕在藩邸四十余年,凡臣下之结党怀奸,夤缘请托,欺罔蒙蔽,阳奉阴违,假公济私,面从背非,种种恶劣之习,皆朕之深知灼见可以屈指而数者,较之古来以藩王而入承大统,如汉文帝辈,朕之见闻更过之。”[12] 他深知康熙后期的社会问题,如朋党斗争;吏治不清;依靠富民政策的实行,加速了贫富矛盾的积累;西北用兵不停,需要继续解决与准噶尔部的矛盾;国帑空虚。他针对现实,结合自己的理想,产生他的政治纲领。雍正帝在即位的当月,谕令大学士、尚书、侍郎:“政事中有应行应革能裨益国计民生者,尔等果能深知利弊,亦著各行密奏。”[13] 紧接着,在雍正元年(1723年)元旦,给地方各级文武官员分别发布的上谕中,讲古代纯臣,皆“兴利除弊,以实心,行实政”,[14] 发出为国计民生进行兴利除弊的政治改革的号召。他的改革思想包含如下内容:
第一,反对因循苟且。雍正帝认为他即位时“人心玩愒已久,百弊丛生”,“若不惩创,将来无所底止”[15] ,屡屡告诫臣下,不可“因循玩愒”。[16] 他针对康熙帝“多一事不如少一事”的思想,主张“着意搜剔”,把攻击这是“多事”的人斥为“浅见无知辈”。[17] 他反对因循守旧,是为清除改革道路上的思想障碍。第二,整顿吏治,以利民生。雍正帝在前述元旦给总督的上谕中说:“今之居官者,钓誉以为名,肥家以为实,而曰‘名实兼收’,不知所谓名实者果何谓也”,[18] 实际上发出整饬吏治的通告。他在登极一周年的时候又说:“朕缵承丕基,时刻以吏治兵民为念”[19] ,表明他企图通过整顿吏治,达到富国裕民的目的。第三,反对朋党。雍正帝从亲身体验中深知朋党的危害:朋党各行其是,破坏朝政统一,损害君主权威。朋党之间互相攻击,任用私人,不仅失去正常的用人原则,也干扰了君主行使用人去人的权柄;朋党各抒政见,自我标榜,批评朝政,扰乱君主视听,妨碍坚持既定的政策。所以他说“朋党最为恶习”[20] 。他反对的朋党包括科甲出身官员的师生同年的宗派关系,因此宣称,欲“将唐宋元明积染之习尽行洗涤”。[21] “务期振数百年颓风,以端治化之本”。[22] 表明他为澄清政治、医治痼疾的决心。兴利除弊的改革思想是雍正帝政治思想的一个内容,此外,他认为“有治人无治法”,以为好的君主和官吏就可以把政治办好,这是他的基本观念。他主张“为政务实”,即从实际出发,踏实地办事,这是他的思想灵魂。他主张施政严猛,要有雷厉风行的办事作风,这是他施政的策略思想。在雍正帝的全部政治观念中,兴利除弊是其核心内容,因而是他为政的基本特色。
雍正元年(1723年),接受山西巡抚诺岷的建议,施行耗羡归公和养廉银的措施,以此增加中央财政收入,并限制地方横征暴敛。雍正二年(1724年),雍正帝又针对康熙末年各地亏空钱粮严重,决定严格清查,对贪官污吏即行抄家追赃,对民间拖欠,命在短期内分年带征。清理的政策,地方凡有亏空,限三年之内如数补足,如限满不完,从重治罪[23] 。
执政中期
雍正五年(1727年),雍正帝准备对准噶尔部用兵,雍正七年(1729年),用岳钟琪为宁远大将军,出西路,傅尔丹为靖边大将军,出北路,进军征伐。但前线连吃败仗,雍正帝囚禁岳钟琪,屡换北路军营将帅。到后来,双方都打不下去了,开始谈判。雍正帝消灭对方的目的没有达到,究其原因,雍正帝、岳钟琪、傅尔丹等轻敌骄满是重要因素。未出师前,雍正帝自称:“选派将领,悉系镇协中优等人才,拣选兵丁,率皆行武中出格精壮,殊非草率从事。”[24]
与西北用兵相配合,雍正帝设立军机处,协助他处理军务。军机处设有军机大臣,雍正帝从大学士、尚书、侍郎以及亲贵中指定充任,如怡亲王胤祥、大学士张廷玉、户部尚书蒋廷锡、大学士鄂尔泰等,都是以亲重大臣兼任军机大臣。还有军机章京,由内阁、翰林院、六部、理藩院等衙门官员中选充。所有这些人都是兼职,他们的升转仍在原衙门进行。因此,军机处设立之初,“无专官”。[25] 军机处没有正式衙署,有值班房,在隆宗门内,靠近雍正帝寝宫养心殿,以便于军机大臣被召见议事。无专官,无衙署,就使军机处成为一种特殊的机构。
雍正帝还加强思想统治,大兴文字狱。雍正七年(1729年),发往西北军营效力的前工部主事陆生楠,著《通鉴论》十七篇,论述封建、建储、兵制、君臣关系、无为而治等问题,涉及到当朝朋党之争等敏感问题。雍正帝说他“借托古人之事几,诬引古人之言论,以泄一己不平之怨怒”,[26] 下令将其在军前正法。也在军前效力的监察御史谢济世,借着批注《大学》,“毁谤程朱”,[27] 对理学提出责难,雍正帝命在处死陆生楠时用其陪绑,以示惩诫。同年,发生曾静遣其徒张熙策动川陕总督岳钟琪谋反的投书案,牵连到已故理学家吕留良,雍正帝遂大兴文字狱,以作为控制思想、打击政敌、提高自己权威的手段。
雍正帝把他批阅过的奏折选择一部分辑成《朱批谕旨》。他对臣工的谕旨,由张廷玉等纪录编成《上谕内阁》、《上谕八旗》。他的各种体裁的文章被后人辑为《御制文集》。[28]
离奇去世
雍正十三年(1735年)五月,贵州古州、台拱的苗匪在边境滋事,雍正帝命哈元生为扬威将军,统领四省官兵征讨。又命果亲王胤礼、皇四子弘历、皇五子弘昼,大学士鄂尔泰、张廷玉等协同办理苗疆事务。命刑部尚书张照、副都御史德希寿帮办苗疆事务。不久哈元生平定了贵州的苗民叛乱。[29]
雍正帝在位时期经营了圆明园宫苑,常在圆明园与大内两处居住。他青年时中过暑,以后就怕炎热,故以较凉爽的圆明园为栖身之所,住在冬暖夏凉的九洲清宴、四宜书屋、万方安和等处。据《清世宗实录》记载,雍正帝于雍正十三年(1735年)八月二十一日得病,“仍照常办事”,[30] 至二十三日子时就驾崩了。
雍正帝死后,根据他的秘密立储方法,由皇四子宝亲王弘历继位。庙号世宗,谥号敬天昌运建中表正文武英明宽仁信毅睿圣大孝至诚宪皇帝,葬于清西陵之泰陵。

本 名: 爱新觉罗·弘历
别 称: 元寿(幼名)、十全老人(自称)、文殊皇帝(西藏尊号)、腾格里特古格奇汗(蒙古汗号)
所处时代: 清朝
民族族群: 满族
出生地 :北京雍亲王府(今雍和宫)
出生时间 :1711年9月25日
去世时间 :1799年2月7日
主要作品 :《乐善堂全集》、《御制诗集》等
主要成就: 清朝达到全盛,开创十全武功,内外宾服;有很高的书法、诗文造诣
封 爵: 和硕宝亲王(1736年以前)
谥 号: 纯皇帝
庙 号: 高宗
逝世地 :北京紫禁城养心殿
陵 寝 :清裕陵

简介

清高宗爱新觉罗·弘历(1711年9月25日—1799年2月7日),清朝第六位皇帝,定都北京之后的第四位皇帝。年号“乾隆”,寓意“天道昌隆”。在位六十年,禅位后又继续训政,实际行使最高权力长达六十三年零四个月,是中国历史上实际执掌国家最高权力时间最长的皇帝,也是最长寿的皇帝。
乾隆帝是中国封建社会后期一位赫赫有名的皇帝。乾隆帝在位期间清朝达到了康乾盛世以来的最高峰,他在康熙、雍正两朝文治武功的基础上,进一步完成了多民族国家的统一,社会经济文化有了进一步发展。弘历重视社会的稳定,关心受灾百姓,在位期间五次普免天下钱粮,三免八省漕粮,减轻了农民的负担,并且重视水利建设,起到了保护农业生产的作用,使得清朝的国库日渐充实。弘历武功繁盛,在平定边疆地区叛乱方面做出了巨大成绩,维护了国家的统一并拓广了领土,并且完善了对西藏的统治,占领了新疆,正式将新疆纳入中国版图,清朝的版图由此达到了最大化。弘历在位期间,汉学得到了很大的发展,民间艺术有很大发展,如京剧就开始形成于乾隆年间。但是乾隆帝在位后期奢靡,吏治有所败坏,多地爆发起义。并且闭关锁国政策也达到了最高,拉大了和西方的差距,中国正处于近代的前夜。
乾隆六十年(1795年),乾隆帝禅位于第十五子颙琰。嘉庆四年(1799年)2月7日卒于紫禁城养心殿,享年89岁。庙号高宗,谥号法天隆运至诚先觉体元立极敷文奋武钦明孝慈神圣纯皇帝。葬于清东陵之裕陵。

人物生平

早年经历
康熙五十年(1711年)八月十三日(公历9月25日)子夜,弘历出生于北京雍亲王府东书院“如意室”,[1-2] 幼名“元寿”。[3] 生母熹妃是雍正帝的妾室格格(一说为侍女)。此时,弘历的二兄弘昐两岁时早殇,未曾与序行次;而与序行次的长兄弘晖、三兄弘昀又先后去世,年长于弘历的只有弘时一人,所以弘历在胤禛诸子中排行第四而实为第二子。[4] 弘历自幼聪明,五岁就学,过目成诵。康熙六十年(1721年),据说康熙帝在雍亲王府第一次见到了孙子弘历,当时弘历十岁,祖父康熙帝见而惊爱,令养育宫中,亲授书课,并随祖父巡幸热河避暑山庄。[5] 康熙六十一年(1722年)十一月,康熙帝去世,胤禛即位。由于当时弘历时性情放纵,行事不谨,[6] 失欢于乃父。而弘历在康熙末年曾因得到康熙帝的宠爱,而使其父在争夺储位的斗争中处于颇为有利的地位,因而雍正帝即位之初,便把年仅十三岁的弘历作为自己心目中的储君。
雍正元年(1723年)八月,雍正书立储密旨,立弘历为继承人,藏于锦匣,置于乾清宫“正大光明”匾后。[7] 由于雍正帝忙于争夺储位的斗争,因而,弘历接受启蒙教育比其他皇族子弟为晚,直至九岁才入学读书[8] 。雍正帝即位并决定弘历为储君之后,才加强了对他的教育。除原来教师福敏之外,还选派了朱轼、徐元梦、张廷玉、嵇曾筠、蔡世远等著名文臣辅导弘历学习文化知识和儒家经典,又以宗室重臣允禄、允禧等教其火器使用和弓马骑射。[5] 在雍正帝的精心培养下,短短几年的时间,弘历便兼通满、汉文,遍习文武。雍正二年(1724年)底,康熙皇帝“再期忌辰”,弘历第二次替父“祭景陵”[9] 。雍正五年(1727年)七月,赐成大婚,弘历与出身满洲名门察哈尔总管李荣保女富察氏结为夫妻,居紫禁城西二所(弘历即位后改名为重华宫)[10] 。是年,三阿哥弘时因放纵不谨,被削宗籍[11] ,弘历的有力竞争对手不存在了。
雍正八年(1730年),弘历的嫡子出生,雍正帝亲自命名为永琏,隐含继承皇位之意,将所著论赋诗词等编成十四卷之《乐善堂全集》。该年冬,由其弟弘昼、大学士鄂尔泰、张廷玉等作序,翌年由朱轼、蔡世远等作序,雍正十年(1732年)又有允禄、允礼、允禧等作序,目的在于为今后做皇帝做舆论准备[12] 。为了进一步培养从政能力,雍正十一年(1733年),雍正帝封弘历为和硕宝亲王,让他参与处理平定准噶尔叛乱和平定贵州苗民起义等重要政治军事事务。[13] 弘历在雍正时期受到了全面而又严格的教育和训练,表现出色,深得信任。[4] 自此,弘历经常奉命祭陵、祭孔、祭关圣帝君、享太庙、祭地、祭太岁、祭大社大稷等。
乾隆初政
雍正十三年(1735年)八月二十三日,雍正帝去世,内侍取出谕旨,宣布弘历即位。[14] 九月初三日,弘历即皇帝位于太和殿,以明年为乾隆元年。 九月二十七日,乾隆帝移居养心殿,免民欠丁赋及额赋。[15] 十月,宣布宽严相济的为治之道。[16] 乾隆初政,总的政策走向是以儒家理念为指导,用宽缓代替父皇雍正的严苛,对百姓实行仁政,对大臣官员宽容开明。乾隆帝即位之初,集中力量纠正前两朝特别是雍正朝的一些弊政,并在这一过程中施展了自己的政治才干。
乾隆帝即位后,为了调整皇室内部关系失调的局面,收揽人心,缓和统治集团内部的矛盾,他首先将雍正帝长期监禁的政敌允禵等释放出狱,恢复爵位。在一定程度上缓和了原来十分尖锐的矛盾,为保持统治阶级各阶层人员的一致性,奠定了良好的基础。在调整皇室内部关系的同时,乾隆帝还对雍正朝年羹尧、隆科多两案的遗留问题进行了妥善处理。乾隆二年(1737年),他就释放了雍正末因贻误军机而判死罪的岳钟琪、傅尔丹,赐予允禟等公爵。十一月,谕令大学士鄂尔泰等仍办理军机事务[17] 。
在缓解朝廷内部局势的同时,乾隆帝还坚持安定边疆的叛乱。乾隆三年(1738年)五月,张广泗讨平贵州苗乱。[18] 十月,皇储永琏病殁,追谥端慧皇太子[19] 。乾隆四年(1739年)二月,准噶尔部噶尔丹策零上表请求以阿尔泰山为界,为清准议和的成功奠定了基础。[20-21] 七月,额驸策凌上奏率兵驻鄂尔海西拉乌苏,并分兵驻鄂尔坤河、齐齐尔里克、额尔德尼昭、塔密尔及乌里雅苏台,防范准噶尔叛乱。[22] 同年十月,爆发了庄亲王允禄、理亲王弘皙结党营私案,乾隆帝革除允禄议政大臣、理藩院尚书的职位,弘皙削爵圈禁,贝勒弘昌等革降、停俸。[23] 十二月,晋西藏贝勒颇罗鼐为郡王。乾隆五年(1740年)十二月,张广泗率军彻底平定广西、湖南的苗民叛乱。[24]
乾隆帝又采取步骤纠正或放弃雍正帝推行的一些错误政策和措施。例如,由于崇信“祥瑞”,迷信炼丹长生之术。乾隆帝不信丹术,将宫中僧道驱逐出宫,下令严禁呈报“祥瑞”,“凡庆云、嘉谷一切祥瑞之事,皆不许陈奏”[25] 。针对耗羡归公和摊丁入地中的失误,乾隆帝也予以纠正。雍正十三年(1735年)十月,乾隆帝规定,以后各地奏报垦荒田亩时,必详办查核,“不得丝毫假饰以滋闾阎之累”[26] 。乾隆帝以很大的勇气调整和纠正了雍正朝某些失误政策,当然他也继承和发展了雍正时所有积极意义的政策,这就使得乾隆朝的政治和经济在康熙、雍正两朝的基础上继续向前发展,对清朝的统治全盛局面出现,是一个良好开端。
摒除困局
主词条:贵州苗疆之乱、瞻对之役
乾隆六年(1741年)七月,乾隆帝首次举行木兰秋狝典礼。奉崇庆皇太后至避暑山庄,免除所经过地区额赋之十分之三,减行围所经过州县额赋,岁以为常。[27] 乾隆帝坚持行围木兰,并非为了狩猎取乐,其目的是为了遵循祖制,整饬风气日下的军队作风。乾隆帝在即位第六年恢复木兰秋狝,并非偶然,继平定贵州苗疆之乱,清朝与准噶尔部息兵议和,雍正帝留给乾隆的两项未竟之业都已经完成。更为重要的是,他虽即位伊始,着手调整政治经济政策,并取得了一定的成效,但并不盲目乐观。他曾多次就军队中贪图安逸、军备废驰的现象,申斥将领。因此乾隆六年的木兰秋狝有重要的开局意义[28] 。
乾隆帝“冀为成康”之治,除了通过木兰秋狝整顿军队之外,还通过解决经济上面临的最严重困扰,即粮价上涨、民食艰难问题。起初他以为造成粮价上涨的问题是浪费,特别是烧锅酿酒,因此颁布了“禁止烧锅令”,但以后变成了一纸空文。各地粮价飞涨、抢米风潮此起彼伏。[29] 为了解决粮食问题,乾隆帝一方面重视农业生产,另一方面,继续鼓励垦荒、组织移民,并根据全国人口迅速增长、土地相对不足的实际情况,提倡农民种植高产作物。他还仿效康熙帝的做法,普免全国钱粮,至于对各省因灾荒和其他原因而临时蠲免钱粮的就更多了。全国各地区的农业、手工业和商业都有较大幅度的发展,耕地面积扩大,人口激增,国库充实,整个社会经济得到了空前的发展[30] 。
乾隆十年(1745年)噶尔丹策零死后,准噶尔部内乱,达瓦齐夺得汗位[31] 。七月,弘历开始派兵进剿四川瞻对地区的叛乱。九月,收复上瞻对,进剿下瞻对。[32] 乾隆十三年(1748年)二月,乾隆帝东巡,驻曲阜,谒孔林,并赴泰安登泰山。[33] 三月,皇后富察氏逝世,追谥为“孝贤”[34] 。
乾隆帝即位之初,辅政大臣鄂尔泰和张廷玉在朝廷各有一帮势力。如果任其发展,对乾隆帝加强自己的君主专制统治将十分不利。乾隆十四年(1749年)十一月,张廷玉以原官致仕时,乾隆帝曾特颁谕旨,许其身后配享太庙,但很快因他未曾亲自谢恩而收回成命,还削去其伯爵爵位。[35] 乾隆二十年(1755年),他又制造了“坚磨生诗抄案”,将鄂尔泰的两个亲信胡中藻和鄂昌处死,借此机会将鄂尔泰的牌位也撤出贤良祠。与此同时,他还有丝毫不假手于人,而且在遴选新任官吏时,也注意选拔与上层官僚关系不深的出身寒微之士。经过一段时期的调整,形成了以君主为核心的一支官吏队伍,对全国臣民的控制大大加强了。[30]
戡乱边疆
主词条:清平阿睦尔撒纳之战、清平天山南路之战
乾隆初年,大金川日益强盛,该土司头目莎罗奔兴兵攻打小金川,劫持了土司泽旺及其印信。不久,又出兵攻掠革布什札、明正两土司。为了惩治大金川对邻部的侵犯,乾隆十二年(1747年),乾隆帝调动三万大军,分两路进攻大金川。然而,由于当地山势险峻、气候恶劣等许多原因,直到乾隆十三年(1748年)夏秋,清军仍然没有取得什么进展。乾隆帝势同骑虎,又增兵增饷,特派大学士傅恒前往该地指挥作战。傅恒至军后,采取了岳钟琪选锐深入的作战方略。乾隆十四年(1749年)二月,清军进逼莎罗奔老巢勒乌围,莎罗奔被迫乞降。乾隆十五年(1750年),西藏发生了以郡王珠尔墨特那木札勒为首的地方贵族割据势力的武装叛乱。以达赖喇嘛为首的广大僧俗和入藏清军联合作战,这次叛乱很快即被镇压下去。乾隆帝意识到让西藏个别贵族拥有过大的权势,很不利于西藏政局的安定和中央政府对西藏的统治。便于乾隆十六年(1751年),在平叛斗争胜利后,立即废除了旧有的藏王制度,并成立了由四名噶隆组成的西藏地方政府噶厦。不久,又制定《西藏善后章程》,提高了达赖喇嘛和驻藏大臣的权力。[36]
乾隆十五年(1750年)后,准噶尔部上层贵族发生了争夺汗位的内讧。为了摆脱战争灾难,萨喇尔、三策凌等先后率部内迁归附。乾隆二十年(1755年)二月,乾隆帝发兵五万直捣伊犁,向达瓦齐发起进攻。达瓦齐猝不及防,兵败被俘。不久,归降清廷的阿睦尔撒纳,因统治厄鲁特蒙古四部的野心未能得逞,聚众叛乱[37] 。乾隆二十一年(1756年)三月,清军收复伊犁,阿睦尔撒纳逃往哈萨克。命西路、北路进征哈萨克。命大学士傅恒赴额林哈毕尔噶整饬军务。[38]
乾隆二十二年(1757年)春,乾隆帝遣军从巴里坤等地分路进击,叛军溃败,阿睦尔撒纳叛逃沙俄后病死。清军平定准噶尔贵族分裂叛乱的战争,至此取得了胜利[37] 。乾隆二十三年(1758年)初,清朝平定准噶尔大局已定,乾隆帝立即调派满汉官兵一万人南下,讨伐天山南路叛乱的大小和卓。[39] 九月,乾隆帝命驻防伊犁大臣兼理回部事务。十月,兆惠军孤军陷叶尔羌,[40] 次年(1759年)二月,富德、阿里衮等与霍集占大战呼尔璊,大败之,解黑水营之围。[40] 六月,乾隆帝命兆惠进兵喀什噶尔,富德进兵叶而羌,并趁机收复之。七月,清军攻克喀什噶尔、叶尔羌,大、小和卓木逃至巴达克山部被杀,天山南路的叛乱平定。[41]
扬威西南
主词条:大小金川之役、清缅战争
乾隆二十五年(1760年)七月,乾隆帝因为沙俄驻兵和宁岭等四路,声言与清廷分界,于是谕阿桂、车布登扎布以兵逐之。十月,皇十五子永琰(即后来的嘉庆帝)出生。[38] 乾隆三十年(1765年)十一月,云贵总督杨应琚奏报缅甸各部头人内附。乾隆帝以杨应琚病,命杨廷璋赴永昌接办抵御缅军。[38]
乾隆三十二年(1767年) 正月,清军征缅失利,弘历谕杨廷璋回广东。二月,发生了底瓦江之战,清军征缅失利。因此,闰七月,乾隆帝赐杨应琚自尽。缅军趁机入寇中国云南。[38] 乾隆三十三年(1768年) 二月,弘历令大学士傅恒赴云南,经略征缅事宜。又于次年(1769年)正月,命阿桂、阿里衮协助傅恒剿缅。因为缅甸气候炎热、烟瘴丛生,清军损失大半。缅甸趁机乞降,乾隆帝命清军班师,缅甸国王孟驳向清朝称臣纳贡。[38]
乾隆三十五年(1770年)七月,小金川与沃克什土司相勾结挑衅,乾隆帝命阿尔泰劝谕小金川。和亲王弘昼、大学士傅恒相继逝世。十一月,土尔扈特蒙古脱离俄国羁绊,返回祖国。[38] 乾隆三十六年(1771年)土尔扈特部进入中国境内,乾隆帝命巴图济尔噶勒赴伊犁办理安置事宜。九月,土尔扈特首领渥巴锡等于热河入觐,乾隆帝在避暑山庄万树园封渥巴锡为汗,以下封亲王、郡王等爵。[38]
乾隆三十六年(1771年),大、小金川土司索诺木朋楚克、僧格桑分别攻掠附近土司,乾隆帝决定再度出兵。清军取各个击破之策,先尽全力攻打小金川。乾隆三十八年(1773年)春,清军转向进攻大金川。指挥作战的温福腐朽无能,清军遭到严重失败。乾隆帝又任命阿桂为定西将军,调集军队,重新组织进攻。是年冬,再克小金川,而后,又师出三路,进攻大金川。经过两年的战斗,至乾隆四十年(1775年)底,始将大金川最后平定。这时,乾隆帝决心彻底推行改土归流的政策,在小金川旧地设美诺厅(后改名懋功厅),在大金川旧地设阿尔古厅,皆隶属于四川省,还分别在其险要地区设兵镇守,从此,这一地区最终结束了混乱相争的局面。[36]
全盛之象
主词条:康乾盛世
乾隆中期,全国各地区的农业、手工业和商业都有较大幅度的发展,耕地面积扩大,人口激增,国库充实,整个社会经济得到了空前的发展。以耕地面积而言,乾隆三十一年(1766年),全国已开垦土地达七亿八千万亩;全国人口也从乾隆初年的一亿四千多万人增加到乾隆六十年(1795年)的近三亿人;国库存银则长期保持在六、七千万两之间,几乎相当于全国每年赋税总收入的两倍,整个社会经济呈现了空前繁荣的新局面。[30]
乾隆时期,农业生产的发展还表现在粮食产量的普遍提高以及高产作物的普遍种植。由于兴修了农田水利,并且采取了精耕细作,单位面积的产量有了明显的提高。南方的水稻产地,一般亩产二三石,多者达到亩产五六石,甚至七八石。乾隆时甘薯和玉米在我国南、北方较广泛的种植,一方面产量大量提高,另一方面也反映随着人口的增加,对粮食的需求也大大增加,甘薯和玉米这两种高产作物正是适应这种需求而得以广泛推广种植的。其次是经济作物种植更加广泛。清代前期的主要经济作物是棉花、烟草、茶树、甘蔗等。棉花种植在明代已较为广泛,到了清代前期更加盛行。当时,全国较为集中的产棉区有长江三角洲和东南沿海地区、钱塘江沿岸地区,以及北方的河南、直隶等地。乾隆后期,江苏的苏州、松江两府植棉很广泛。苏州府的吴江县吉贝(棉花)的种植面积已经超过粮食的种植面积。直隶“种棉花之地,约居十之二三”[42] 。宁津县“种棉者几半县”[43] 。河南是北方各省中植棉较广泛的省份之一,所产棉花除供本地织布而外,商贩大量地贩运到江南纺织业比较发达的地区。
乾隆帝十分重视文化,他决意对社会上全部现存文献进行整理,首先广泛征集图书,不断颁布求书谕旨。在这些谕旨中,他指示地方各级行政官员必须将求书作为一件大事来抓,同时,还为征求遗书制定了具体政策:“在坊肆者,或量为给价”;家藏者“不妨缮录副本,仍将原书给还”,“一切善为经理,毋使吏胥藉端滋扰”[44] 。至乾隆三十八年(1773年)九月,从全国各地征求的图书已逾万种,从而大大地充实和丰富了国家藏书。在乾隆帝的直接领导下,经过全馆人员的共同努力,继乾隆四十三年(1778年)《四库全书荟要》首先告成后,乾隆四十六年(1781年)至乾隆五十二年(1787年),八部《四库全书》亦先后抄写完毕,并陆续入贮各阁。[45]
乾隆三十年至六十年,库银长期保存在六千万两以上。文化事业也很发达,清朝进入了人们赞称为文治武功兼备、疆域空前辽阔、社会繁荣、文化发达的“康乾盛世”时期,强大的中国屹立于东方。
盛极转衰
主词条:苏四十三、田五起义、林爽文事件、安南之役、廓尔喀之役
乾隆帝中年以后,逐渐好大喜功,不但大兴土木,六下江南耗用国家人力物力[46] ,贪污腐化又再开始盛行,整个清王朝亦在乾隆后期由盛转衰。乾隆帝本人的生活是极为奢侈的。他多次巡幸各地,游山玩水,靡费特甚。他大兴土木,任意挥霍,耗费了大量的国帑。吏治败坏也成为乾隆后期一个非常严重的问题。乾隆帝晚年宠信和珅,导致和珅专权,贪赃枉法,严重破坏了吏治。和珅原是内务府銮仪卫中一个地位较低的拜唐阿,直至位居军机大臣、户部尚书和授大学士,前后专权达二十四年之久。在他秉政期间,他利用乾隆帝年老昏愦,喜谀厌谏的思想,报喜不报忧,一方面积极经营,扩大权势,“内而公卿,外而藩阃,皆出其门”;一方面凭借自己的权势索取贿赂,“纳赂谄附者,多得清要,中立不倚者,如非抵罪,亦必潦倒”。[47] 从中搜刮到了骇人听闻的巨额财富,而乾隆后期的政治亦因此而达到了非常腐朽的地步。吏治的腐败还体现在乾隆三十三年(1768年)发生的两淮盐政高恒、普福和盐运使卢见曾贪污盐引案。乾隆四十六年(1781年)六月,甘肃出现捐监冒赈奇贪案,命刑部严审总督勒尔谨,逮捕王亶望,皆处死[48] 。[38] 乾隆四十七年(1782年),四月,山东巡抚国泰、于易简亏空库帑案发,和珅等查办,革职逮问,旋皆处死。[38] 对于各案要犯,乾隆帝虽然皆处以极严厉的刑罚,但是贪风并未因此而有所收敛。相反,贪风的恶性发展使得各级官吏严重不纯,为政素质普遍降低。吏治一坏,直接导致了乾隆后期统治走向下坡路。
乾隆四十六年(1781年)正月,甘肃人苏四十三率回民起义。[46] 乾隆五十二年(1787年)三月,林爽文攻占诸罗、凤山,进逼台湾府,所占县城随即失去,局势十分严重。[49] 五月,湖南凤凰厅的苗民起义,被清总兵尹德禧镇压。针对台湾的严峻形势,同年八月,乾隆帝命福康安为将军、海兰察为参赞大臣,赴台进剿林爽文起义。[50] 十二月,福康安以镇压林爽文之功,晋公爵。[38] 乾隆五十三年(1788年),安南阮氏篡国对宗藩体制发起了挑战。[52] 十月二十八日,两广总督孙士毅奉命带兵出镇南关,用兵安南。次年正月初,清军兵败而归,最终阮惠主动向清朝请和,乾隆帝同意讲和并承认了阮惠为安南的新君主[53] 。
乾隆五十六年(1791年)八月,廓尔喀再犯后藏。十一月,令福康安率军赴藏,征廓尔喀。[38] 次年(1792年) 六月,福康安败廓尔喀军,出境作战。廓尔喀战败乞降,福康安班师。 九月,乾隆帝令福康安、孙士毅等定西藏善后事宜。定金奔巴瓶抽签制度。[38] 乾隆五十八年(1793年) 三月,乾隆帝通谕设金奔巴瓶于北京雍和宫,饬理藩院堂官、掌印札萨克喇嘛等共同掣出蒙古所出之呼毕勒罕。[55] 六月,英使马戛尔尼来华,乾隆帝于热河接受马戛尔尼使团入觐。[56]
太上训政
乾隆六十年(1795年) 正月,湘黔苗民起义爆发,至嘉庆二年(1797年)平定。九月三日,乾隆帝御勤政殿,宣示建储密旨,立皇十五子永琰为皇太子,定明年归政,改为嘉庆元年。[57] 十月,颁嘉庆元年时宪书。普免明年地丁钱粮。[38]
嘉庆元年(1796年) 正月,举行归政大典,自为太上皇帝,授玺后,礼部鸿胪寺官员诣天安门城楼,恭宣嘉庆帝钦奉太上皇帝传位诏书,金凤颁诏,宣示天下。[58] 弘历在禅位之后仍居住在养心殿掌控朝政。嘉庆元年(1796年)正月十九日,太上皇在圆明园召见属国使臣,告诉他们:“朕虽然归政于皇帝,大事还是我办。”[58] 举千叟宴以太上皇莅之。白莲教起义爆发,数月间遍及川、陕、楚、豫、甘五省,至嘉庆七年(1802年)平定。
嘉庆二年(1797年)八月,阿桂逝世,和珅为首席军机大臣。 十月,乾清宫、交泰殿失火,谕急修复。嘉庆三年(1798年)八月,弘历得知农民起义领袖王三槐被擒,侈谈“武功十全之外”,又“成此巨功”。
嘉庆四年(1799年)正月(公历2月7日),乾隆帝于养心殿逝世,终年八十九岁,嘉庆帝亲政。逮和珅于刑部狱,旋赐死。以十一皇子成亲王永瑆为军机大臣。 三月,大赦乾隆间文字狱各案涉及人员。 四月,上尊谥为“法天隆运至诚先觉体元立极敷文奋武孝慈神圣纯皇帝”。庙号高宗。 九月,葬乾隆帝于裕陵。

本 名: 爱新觉罗·颙琰(yǒng yán)
别 称: 永琰 所处时代清朝
民族族群: 满族
出生地 :北京圆明园天地一家春
出生时间: 1760年(乾隆二十五年)11月13日
去世时间: 1820年(嘉庆二十五年)9月2日
主要成就: 惩治和珅、整顿吏治,镇压白莲教乱
年 号 :嘉庆
庙 号: 仁宗
谥 号: 睿皇帝
享 年: 61岁
陵 寝: 清昌陵

简介

清仁宗爱新觉罗·颙琰(1760年11月13日—1820年9月2日),原名永琰,清朝第七位皇帝,清军入关后的第五位皇帝,乾隆帝的第十五子。[1] 年号嘉庆,在位二十五年。乾隆二十五年(1760年)十一月十三日出生,母孝仪纯皇后魏佳氏(汉族)。乾隆五十四年(1789年),封为和硕嘉亲王。[2]
颙琰在位前四年并无实权。乾隆帝死后才独掌大权。颙琰对贪污深恶痛绝,他肃清吏治,惩治了贪官和珅等人。但他为了维护政权稳定对统治阶级的肃贪力度有限,以致于收效不大。终嘉庆一朝,贪污问题不仅没有解决,反倒更加严重。[3]
他在位期间正值世界工业革命兴起的时期,也是清朝由盛转衰的时期。这时期发生了白莲教之乱,八旗生计、河道漕运等问题也日益凸显,鸦片亦流入中国。清朝出现了中衰。[1] 嘉庆二十五年(1820年)驾崩,庙号仁宗,谥号受天兴运敷化绥猷崇文经武光裕孝恭勤俭端敏英哲睿皇帝,葬于清西陵之昌陵。

人物生平

潜邸生活
乾隆二十五年(1760年),爱新觉罗·颙琰生于圆明园天地一家春。初名永琰,母孝仪纯皇后魏佳氏。[4] 颙琰自六岁学于兵部侍郎奉宽,从工部侍郎谢墉学今体诗。颙琰七岁的时候,到盘山行殿拜谒孝圣宪皇后,当时就很受乾隆帝的宠爱。[5] 十三岁的时候就能通读五经。[6] 在侍学颙琰的名师中,朱珪最得崇信。乾隆帝曾先后立过三个皇太子。第一个皇太子是孝贤纯皇后富察氏所生的皇次子永琏。乾隆认为“永琏乃皇后所生,朕之嫡子,聪明贵重,气宇不凡”。乾隆即位后,亲书密旨,立永琏为皇太子,藏在乾清宫“正大光明”匾额之后,但永琏九岁时死去。第二位皇太子是永琮。乾隆在永琏病故后,又立皇七子永琮,但他两岁时又因痘症早殇[7] 。所以皇十五子颙琰在乾隆三十八年(1773年)被密建为皇储。
乾隆四十五年(1780年)朱珪赴福建学政任前夕,上五箴于颙琰,“曰养心、曰敬身、曰勤业、曰虚己、曰致诚”,颙琰“力行之”,甚至在亲政后,亦“尝置左右”。[8] 少年时期的颙琰,学习成绩颇佳,“英词炳蔚,援笔立就,动成典则”。[9] 年长后,尤喜读诸史、通鉴,居然达到“上下三千年,治迹目了然”的程度。[9] 乾隆五十四年(1789年),颙琰被封为和硕嘉亲王。乾隆六十年(1795年)九月,颙琰被正式宣布立为皇太子。
登基为帝
嘉庆元年(1796年)正月初一日,乾隆帝举行禅位大典,颙琰即帝位。乾隆帝亲临太和殿授传国玉玺。颙琰尊乾隆帝为太上皇。其后,朝政仍被太上皇乾隆帝控制,颙琰暂时居住在毓庆宫。颁诏天下,赐宴宗籓。立嫡福晋喜塔腊氏为皇后。并在宁寿宫举行千叟宴,太上皇乾隆帝亲自前往。正月,办理苗疆事务的大学士福康安等上奏攻克朗坡,进攻平陇。同时,湖北枝江、宜都地区的白莲教匪暴动。[10] 二月,湖北当阳地区的白莲教匪也起来暴动,并杀害了当地的官员。西安将军恒瑞率二千兵马前去剿灭。[11]
嘉庆二年(1797年)正月,贵州苗夷王囊仙作乱,颙琰命总督勒保率兵围剿。观成奏报四川教匪徐添德侵扰达州、东乡地区,颙琰命总兵朱射斗等人前去剿灭。[12] 二月,皇后喜塔腊氏崩,奉太上皇乾隆帝的诰命,宫中穿素服七天,不摘缨。景安剿擒教匪有功,被晋为三等伯。册谥皇后喜塔腊氏为孝淑皇后。惠龄擒拿匪首刘起等人,押解到京师斩首。[13] 九月,勒保攻克仲苗贼巢,擒拿贼首王囊仙等人,押解到京师斩首。封勒保为三等侯爵。
嘉庆三年(1798年)八月,因为获白莲教匪王三槐有功,晋勒保以及和珅为公爵,福长安为侯爵。张诚基上奏江西西宁州有教匪作乱,并派兵剿灭。[14]
亲政前期
嘉庆四年(1799年)正月,太上皇乾隆帝崩,颙琰开始亲政[4] 。二月,诛杀权臣和珅,罢黜、囚禁和坤亲信死党。诏求直言,广开言路,祛邪扶正,褒奖起复乾隆朝以言获罪的官员。诏罢贡献,黜奢崇俭。要求地方官员对民隐民情“纤悉无隐”,据实陈报,力戒欺隐、粉饰、怠惰之风。但其对内政的有限整顿,未能从根本上扭转清朝政局的颓败。是年九月,河南偃师县民人杨道纯转呈策表,提出除积弊、苏民困以固国本;仓库漕粮,实国之本而弊最大,请降旨严行饬禁等建议。嘉庆帝十分赞赏,他说:“杨道纯以民人而条陈事件……所言皆系地方应办之事。……所陈各项,今次第举行。”[15] 他下令,将杨道纯“以从九品未入流,交与直隶总督胡季堂差遣委用,遇有缺出,再行咨补”。[15] 十一月,以襄阳道胡齐仑经手湖北襄阳局军需,私扣银至二万九千余两,任情馈送,嘉庆帝将其处死籍没。对于“公然提用军需正项,信任胡齐仑一人经理,恣意侵扣,实为首先作俑”的已故湖广总督毕沅,革其子世袭职,对受贿的明亮、永保、庆成、鄂辉等领兵大员皆籍没其家。在处理湖北冒功侵饷案件时,他又派员严核四川军需虚实,“务使领兵各员无利可图,方能专心剿贼,以冀速蒇大功”。他制定了“令各路粮台按旬开报,按月汇奏”的办法,使军饷支用的混乱情况有所纠正。[15]
嘉庆五年(1800年)正月,颙琰命额勒登保办理剿灭陕西教匪的事务,命德楞泰、魁伦办理剿灭四川教匪的事务。[16] 七月,颙琰命右翼总兵长龄统率吉林、黑龙江的八旗兵到湖北协助剿灭教匪。贵州巡抚琅玕上奏青苗杨文泰作乱,率兵剿灭。马慧裕上奏擒获教匪首犯刘之协,押解到京诛杀。额勒登保擒获教匪头目陈杰。[17]
嘉庆六年(1801年)正月,颙琰以傅森为户部尚书,明安为步军统领。二月,勒保奏获贼首王士虎、王廷诏。四月,立皇贵妃钮祜禄氏为皇后,晋莹嫔侯氏为华妃,晋贵人董氏为淳嫔,晋举人伊里布之女春贵人王氏为吉嫔。[18] 五月,颙琰以额勒登保为理藩院尚书。[19] 七月,勒保上奏擒获匪首徐添寿、王登高。[20] 八月,额勒登保上奏擒获匪首王士虎、冉添泗等。勒保上奏擒获匪首刘清选、汤步武、冉学胜等,封三等男。[21] 九月,续修《大清会典》。
嘉庆七年(1802年)正月,以松筠为伊犁将军。额勒登保上奏擒获匪首辛聪,余党全部被平定。[22] 三月,德楞泰上奏擒获匪首龚其尧、李世汉、李国珍,余党全部被平定。[23] 七月,颙琰初次秋狝木兰。十二月,川楚白莲教起义大部分已被镇压。[18] 诏额勒登保、德楞泰、勒保、惠龄、吴熊光会报川、陕、楚教匪荡平。封额勒登保、德楞泰一等侯,勒保一等伯,明亮一等男,赛冲阿、杨遇春以次封赉。并推恩成亲王永瑆等、军机大臣庆桂、董诰等。
嘉庆八年(1803年)正月,嘉庆帝以倭什布为两广总督。并且命伊犁广开民田。[24] 闰二月,颙琰由圆明园还宫,入贞顺门,陈德行刺,不成被俘。陈德及其二子伏诛。严申宫门之禁。六月,嘉庆帝封阮福映为越南国王。[25] 十月,葬孝淑皇后于山陵。[18]
嘉庆九年(1804年)五月,颙琰终于彻底镇压了白莲教起义余部,此战事迁延九年,清廷耗军费白银二亿两。六月,蔡牵于海上起义。[18] 以禄康协办大学士,明亮为工部尚书,长麟为刑部尚书,费淳为吏部尚书。德瑛罢直军机处,以那彦成、英和为军机大臣。以那彦成为陕甘总督。
执政中期
嘉庆十年(1805年)正月,颙琰诏内务府大臣严行约束太监的权利。四月,颙琰查禁西洋人刻书传教。五月,诏内务府大臣管理西洋堂,未能严加稽查,任令传教,下部议处,其经卷检查销毁,习教佟兰等获罪。[18]
嘉庆十一年(1806年)九月,直隶查出假雕印信,串通银号,虚收冒支大案。[18]
嘉庆十三年(1808年)正月,皇二子绵宁释奠孔子。九月,英国兵船进泊香山洋面,派兵据澳门炮台,以防御法国保护贸易为借口。十二月,颙琰命皇二子绵宁诣大高玄殿祈雪。赐公舒明阿之女佟佳氏为绵宁继福晋。[18]
嘉庆十四年(1809年)九月,蔡迁被福建水师提督王得禄围于定海渔山外洋,裂船自溺。贸易季节来临时,嘉庆帝指示粤督百龄:英吉利“素性强横诡诈”,“于本年该国货船到时,先期留心侦探,如再敢多带夷兵欲图进口,即行调集官兵相机堵剿。”[26] 十二月,发生工部书吏冒领户部、内务府官银案。[18]
嘉庆十五年(1810年),二月,颙琰下诏说吸食鸦片有害身体,敕令各督抚断其来源。[18] 镇压了爆发于东南海疆的蔡牵起义军。
嘉庆十六年(1811年)七月,颙琰禁西洋人在内地居住,并禁止人民人接触天主教。[18]
嘉庆十七年(1812年)正月,颙琰命皇二子绵宁诣太庙行礼。六月,颙琰将闲散宗室迁移到关外盛京居住,给他们盖房屋并且给田、给银子。[18]
嘉庆十八年(1813年),北方爆发天理教起义,部分天理教徒,在太监接应下冲进皇宫,“酿成汉唐、宋明未有之事”。颙琰下诏罪已,同时严令对冲进皇宫的起义军血腥屠戮,无一幸免,并捕杀在城外的头目林清等。天理教起义被镇压。
嘉庆十九年(1814年)十一月,颙琰命开垦伊犁、吉林的荒地。十二月,批准两广总督蒋攸铦严禁农民为洋人服役,洋行不得私盖夷式房屋以及清查商欠等各项具体规定。[18]
嘉庆二十年(1815年)正月,颙琰命智亲王绵宁至太庙行礼。三月,两广总督蒋攸铦疏陈查禁鸦片烟章程。十一月,理亲王昭梿削爵圈禁。[18]
嘉庆二十一年(1816年),拒绝了英国提出的建立外交关系、开辟通商口岸、割让浙江沿海岛屿的要求。而闭关锁国的传统观念,也使其对外来事物采取盲目排斥态度。
晚年逝世
嘉庆二十二年(1817年)三月,增设天津水师营总兵官,专辖水师两营。六月,松筠疏请停止下年谒祖陵,奉旨严斥,罢其大学士衔,黜为察哈尔都统。[18]
嘉庆二十三年(1818年)正月,谕:“内廷主位之母家,如高斌、缊布等,已入满洲旗分,俱曾各赏满洲姓名书写矣。惟玉牒内孝仪纯皇后之母家姓氏仍单字书写。著交宗人府于玉牒内孝仪纯皇后之母家书写魏佳氏。”
五月,因修《明鉴》,于万历、天启两朝载入先朝开创之事及加按语颂扬,颙琰认为于体例未合,下诏降罚正、副总裁官,并另行纂辑。七月,启銮东巡盛京。十月,回銮谒东陵,万寿节于兴隆寺行宫受贺。[18]
嘉庆二十四年(1819年)正月,颙琰六旬万寿赐宴群臣。封皇三子绵恺为惇亲王,皇四子绵忻为端亲王。五月,成亲王永瑆因为告祭时的礼法有误,被颙琰罢职削俸归第。七月,颙琰因为仪亲王永璇擅自刺探政事,被停止入值军机处,只留内廷行走。[18]
嘉庆二十五年(1820年)七月十八日,颙琰自圆明园起程,前往避暑山庄。一周后,到达山庄。二十五日(1820年9月2日)颙琰在承德避暑山庄突然病死,终年61岁。卒谥“受天兴运敷化绥猷崇文经武孝恭勤俭端敏英哲睿皇帝”,道光帝即位,于“孝恭”前加上“光裕”二字。庙号仁宗。葬河北易县清西陵之昌陵。[27] 极有可能是天气太热,中暑后突发心脑血管疾病而亡。
《清仁宗实录》这样记载:“此次跸图,偶感暍暑。”证实了嘉庆帝当初是中暑了。但是,单纯的中暑不会死人,可能是由于年事已高,突发心脑血管疾病而暴亡。[28] 卒谥受天兴运敷化绥猷崇文经武孝恭勤俭端敏英哲睿皇帝。

本 名: 爱新觉罗·旻宁
别 称: 绵宁
所处时代: 中国(清朝)
民族族群: 满族
出生地 :北京紫禁城撷芳殿
出生时间: 1782年(壬寅年)9月16日
去世时间 :1850年(庚戌年)2月25日
主要成就: 平定张格尔叛乱、 整顿吏治,改革盐法、漕运
年 号: 道光
庙 号: 宣宗
谥 号 :成皇帝
前 任 :清仁宗嘉庆帝
继 任: 清文宗咸丰帝
父 亲:爱新觉罗·颙琰
母 亲: 孝淑睿皇后喜塔腊氏
蒙古汗号: 托尔格勒特汗
封 爵: 和硕智亲王(1820年之前)
主要大臣:穆彰阿、林则徐、曹振镛、王鼎
逝世地 :圆明园九洲清晏殿
享 年: 69岁
陵 寝:清慕陵
在 位 :1820年10月3日-1850年2月25日

简介

清宣宗爱新觉罗·旻宁(1782.9.16—1850.2.25),原名绵宁,即位后改为旻宁。是清朝第八位皇帝,也是清朝定都北京后的第六位皇帝。是清朝唯一以嫡长子身份继承皇位的皇帝。嘉庆皇帝第二子,母为孝淑睿皇后喜塔腊氏,生于乾隆四十七年(1782年)九月十六日。
旻宁在位期间清朝日益衰弱,他为挽救清朝衰落做了一些努力,如整顿吏治,整厘盐政,通海运,平定张格尔叛乱,严禁鸦片,起到了一定积极作用。他本人力行节俭,勤于政务,但作为一个帝王他的资质不高,加之社会弊端积重难返,清王朝在旻宁的统治时期进一步衰落,和西方的差距也越来越大,道光二十年(1840年)中英鸦片战争爆发,中国战败,被迫签订丧权辱国的《南京条约》,此后十年旻宁苟安姑息,得过且过,没有任何学习西方,振兴王朝的措施。
道光三十年(1850年)正月十四日驾崩。在位30年,终年69岁。庙号宣宗,谥号效天符运立中体正至文圣武智勇仁慈俭勤孝敏宽定成皇帝,葬于清西陵之慕陵,传位第四子奕詝。

人物生平

早期经历
乾隆四十七年(1782年)八月初十日,爱新觉罗·旻宁生于紫禁城撷芳殿。[1] 他出生时,父亲嘉庆帝颙琰尚为普通的皇子。母喜塔腊氏为颙琰福晋(嫡妻)。是嘉庆帝嫡出的皇次子,由于长子早夭,所以他是事实上的嫡长子。
乾隆五十六年(1791年)八月,十岁的旻宁跟随祖父乾隆皇帝打猎获鹿,乾隆帝大喜,赐黄马褂、花翎。[2]
嘉庆元年(1796年),旻宁进行大婚,娶满洲镶黄旗布彦达赉之女钮祜禄氏。[3] 十一月奉嘉庆帝赐册,立为皇子绵宁的嫡福晋。
嘉庆四年(1799年)四月,嘉庆帝根据密建皇储的家法,亲自写上旻宁的名字,藏在乾清宫正大光明匾额的鐍匣之内。[4]
嘉庆十三年(1808年)正月,原配嫡福晋钮钴禄氏薨,继娶佟佳氏为嫡福晋。[5]
嘉庆十八年,天理教徒攻进紫禁城,他又以鸟枪击毙两贼。嘉庆帝很高兴,封他为和硕智亲王,其御枪也被赐名为“威烈”。此后,旻宁备受嘉庆帝器重,嘉庆帝称赞他“忠孝兼备”。[6]
登基继位
嘉庆二十五年(1820年)七月,嘉庆帝亲赴热河秋狝,旻宁跟随父皇前往。此时嘉庆帝病重,御前大臣赛冲阿、索特纳木多布斋,军机大臣托津、戴均元、卢荫溥、文孚,总管内务府禧恩、和世泰等人当众开启乾清宫的鐍匣,宣布嘉庆四年的时候的诏书,立旻宁为皇太子。嘉庆皇帝驾崩后,当日就护送嘉庆帝的灵柩回北京。[7] 八月,旻宁在太和殿登基。道光元年(1821年)三月,旻宁加封托津、曹振镛为太子太傅。[8] 四月,授予伯麟为体仁阁大学士,曹振镛为武英殿大学士。封阮福晈为越南国王。封松筠为兵部尚书,庆惠为热河都统。[9]
道光四年(1824年)十月,回部匪酋张格尔率兵进入乌鲁克卡伦,清军围剿失利,侍卫花山布等阵亡。巴彦巴图等率兵剿张格尔,大败张格尔,张格尔奔喀拉提锦。[10]
道光六年(1826年)七月,张格尔纠结安集延、布鲁特的回部部众进入清军哨卡。喀什噶尔的回部部众也为之响应。旻宁命杨遇春为钦差大臣率兵进剿张格尔。不久,张格尔攻陷和阗城。旻宁命长龄为扬威将军,命武隆阿作为钦差大臣,与杨遇春一起协助管理军务。[11] 八月,回部匪酋巴布顶等人攻陷英吉沙尔。张格尔攻陷喀什噶尔城,然后接着攻陷叶尔羌。[12]
道光七年(1827年)正月,和阗地区的回部部众投降,但是不久又被张格尔攻陷。旻宁任命惠显为驻藏大臣。[13] 四月,长龄等人攻克喀什噶尔,张格尔逃走未能将其捉拿。
道光八年(1828年)五月,抓获匪首张格尔,并且行献俘礼。旻宁亲临午门受俘。旻宁亲自宣布张格尔的罪恶,将其处以极刑。[14]
道光十年(1830年)九月,回匪安集延等人再次攻陷喀什噶尔,围喀什噶尔城。旻宁命玉麟前往新疆围剿。[15] 十二月,喀什噶尔、英吉沙尔的回匪被清军平定。[16]
在位中期
道光十一年(1831年),广东的黎族乱匪作乱,旻宁命李鸿宾派兵进剿。并且以在广东贸易的英国人违反禁令之名,命李鸿宾等人彻查办理。[17] 六月,申明颁布官民购买并吸食鸦片的罪责。[18]
道光十二年(1832年)八月,陶澍上奏英国的商船再次进入中国海域,并且有时不遵守约束,应当严惩。旻宁认为他是挑起事端将其驳斥。[19] 九月,英国的商船再次进入中国的主权海域,旻宁命沿海省份整饬水师。[20]
道光十三年(1833年)正月,台湾嘉义的匪首陈办被诛杀。[21] 二月,四川越巂等处的少数民族乱匪作乱,旻宁命那彦宝、桂涵派兵进剿。[22]
道光十四年(1834年)六月,英国第一任驻华商务监督律劳卑抵达广州,在要求与两广总督会见直接磋商贸易事务被拒绝后,率军舰炮击虎门。[23]
道光十五年(1835年)四月,两广总督卢坤、水师提督关天培奏请增修广州炮台,广东定《防范洋人贸易章程》。[23]
道光十八年(1838年)四月,鸿胪寺卿黄爵滋疏陈鸦片为害之烈,主张严禁。[23] 十二月,旻宁命林则徐为钦差大臣,派往广东禁烟。[24]
鸦片烽火
道光十九年(1839年)四月,旻宁命林则徐以禁贩鸦片檄谕英国及各国在粤洋商,于虎门销烟。五月,英水手杀村民林维喜,英领事义律拒交凶犯,侵犯中国法律主权,史称林维喜事件。九月,英舰在虎门外穿鼻洋挑衅,水师提督关天培率部迎击。十二月,停止与英人贸易,以林则徐为两广总督。[23]
道光二十年(1840年)正月,皇后钮祜禄氏逝,上尊谥“孝全”,其子奕詝由静贵妃抚养。五月,英舰队在广东海面集结,第一次鸦片战争爆发,林则徐严密设防,英军无隙可乘。六月,英军北犯定海,疯狂屠杀,占领定海。七月,英军直抵天津,直隶总督琦善与义律在大沽口会谈,琦善向英人妥协。旻宁迫于英军气焰,竟将林则徐、邓廷桢交军机处严加议处。九月,林则徐、邓廷桢被革职,以琦善署两广总督。十二月,琦善擅自与义律订定《穿鼻草约》,私许割让香港,开放广州,赔偿烟价。[23]
道光二十一年(1841年)正月,英军攻陷虎门沙角、大角炮台,旻宁被迫下诏向英军宣战。派奕山为靖逆将军,赴广东主持战事。二月,英军进犯广东虎门,引起虎门海战,关天培力战殉职。因与英人交涉中妥协退让,夺琦善大学士职,逮问,籍其家。五月,《广州和约》的签订,激起广州人民义愤填膺。广州三元里人民奋起抗英。[23]
道光二十二年(1842年)五月,英军攻陷长江吴淞炮台,江南提督陈化成力战牺牲,上海失陷。七月,英军舰侵入南京江面,钦差大臣耆英与英驻华全权公使璞鼎查在南京江面英舰上谈判,答应英国一方提出的全部条款。旻宁批准中英《江宁条约》(即《南京条约》),答应割地、赔款、五口通商。十月,阅圆明园八旗枪兵。[23]
晚期朝政
道光二十三年(1843年)三月,英国女王颁布香港皇家殖民地宪章(即《英王制诰》),以璞鼎查为首任总督兼驻港英军总司令。八月,耆英与璞鼎查在虎门签订《五口通商章程》。九月,上海开埠。[23]
道光二十四年(1844年)五月,耆英与美国代表顾盛签订不平等的《中美望厦条约》。九月,耆英与法国代表签订不平等的《中法黄埔条约》。[23]
道光二十五年(1845年)六月,耆英照会比利时来华谈判专使兰纳,准许比利时按五口通商章程办法通商。十一月,上海道台宫慕久公布了与英国驻租界地之先河。十二月,广州人民反对英人入城,数千人众冲入府署。[23]
道光二十六年(1846年)十一月,容闳等随马礼逊学堂校长赴美留学,开启近代留学先河。以皇五子奕誴为恪亲王绵恺后。[23]
道光二十七年(1847年)二月,耆英与瑞典、挪威签订五口通商章程。为皇四子奕詝指婚,女为太仆寺卿富泰之女萨克达氏。十月,命京师及各省编查保甲。[23]
道光二十八年(1848年)正月,重申不准法人擅入内地传教。二月,册萨克达氏为皇四子奕詝之嫡福晋。青浦教案发生。五月,拒绝俄罗斯在新疆通商贸易。十二月,英驻沪领事阿利国上书香港总督文翰,建议对中国再次发动战争,以便获得更多利益。[23]
道光二十九年(1849年)二月,葡萄牙澳门总管亚马勒非法宣布澳门为自由港,停征关税,并下令封闭粤海关衙门。十二月,皇太后逝于慈宁宫,移梓宫于绮春园之含晖殿。[23]
与世长辞
道光三十年(1850年)正月,上大行皇太后谥为“孝和”。旻宁病重,召宗人府宗令载铨、御前大臣载垣、端华、僧格林沁、军机大臣穆彰阿、赛尚阿、总管内务府大臣文庆等,公启秘匣,宣示御书“皇四子立为皇太子,封皇六子奕訢为恭亲王”。[23]
旻宁病逝,皇太子奕詝即皇帝位,以第二年为咸丰元年。追封藩邸嫡福晋为皇后,上谥“孝德”。封皇七弟奕譞为醇郡王。二月,命左都御史柏葰、内务府大臣基溥为孝和睿皇后营建昌西陵。四月,上大行皇帝尊谥为“成”,庙号宣宗,陵为慕陵。准俄罗斯在新疆通商。七月,沙俄强占中国黑龙江口庙街,易名为尼古拉也夫斯克。九月,暂安奉大行皇帝梓宫于慕陵隆恩殿。十月,奉安孝德皇后梓宫于田村。清廷申谕两广督抚劝谕士民举行团练。十一月,诏允祁寯藻等所拟军机处章程九条。十二月,洪秀全于广西金田起义。

本 名: 爱新觉罗·奕詝
别 称 :咸丰帝、清文宗
所处时代: 清朝
民族族群:满族
出生地:北京圆明园澄静斋
出生时间: 1831年(道光十一年)7月17日
去世时间: 1861年(咸丰十一年)8月22日
主要成就: 勤于政事、广开言路、明诏求贤,镇压太平天国
年 号: 咸丰
庙 号: 文宗
谥 号: 显皇帝
享 年: 31岁
逝世地:承德避暑山庄
陵 墓:清定陵
在 位: 1850年3月9日—1861年8月22日

简介

爱新觉罗·奕詝(1831年7月17日—1861年8月22日),清朝第九位皇帝,定都北京后的第七位皇帝,[1] 清朝以及中国历史上最后一位有实际统治权的皇帝,也是清朝最后一位通过秘密立储继位的皇帝。奕詝是清宣宗道光帝第四子(嫡子),生于北京圆明园,生母孝全成皇后钮祜禄氏,道光二十六年(1846年)被立为储君[2] 。
奕詝即位后便勤于政事,大手笔的对朝政改革。为了挽救统治危机,咸丰帝颇思除弊求治。他任贤去邪,企图重振纲纪。重用汉族官僚曾国藩,依靠其训练指挥的汉族地主武装镇压太平天国和捻军起义。提拔敢于任事的肃顺,支持肃顺等革除弊政。同时,罢斥了道光朝军机大臣穆彰阿、耆英等。[3] 但此时的大清帝国内忧外患不断,最后以签定一系列不平等条约收场。咸丰朝以后也因企图重新扭转对内交外困的局面而开启洋务运动。
咸丰帝在位十一年,咸丰十一年(1861年)8月22日崩于承德避暑山庄,享年31岁。庙号文宗,谥号协天翊运执中垂谟懋德振武圣孝渊恭端仁宽敏庄俭显皇帝,葬于定陵,[3] 死后由其子载淳继位。

人物生平

早年受教
道光十一年(1831年)七月十七日,奕詝生于京师圆明园澄静斋[4] ,道光帝第四子,生母为孝全成皇后钮祜禄氏。[5] 钮祜禄氏是二等侍卫颐龄之女,家境寒素。她入宫之初,封为嫔。但她聪慧漂亮,妩媚动人,很讨道光帝的喜欢,晋封为贵妃。道光十一年(1831年)六月,她在紫禁城承乾宫生下皇四子奕詝。钮祜禄氏生子两年后,孝慎皇后佟佳氏病死。她时来运转,晋封为皇贵妃,统摄六宫之事。翌年,被册为皇后。钮祜禄氏虽身为皇后,但渐因色衰而爱弛,抑郁寡欢,得了大病。道光二十年(1840年)正月病死,年33岁。奕詝当时只有10岁。
奕詝生母过世后,受静贵妃抚育。静贵妃是刑部员外郎花郎阿之女。静贵妃生有三个儿子:皇二子奕纲、皇三子奕继和皇六子奕訢。奕纲和奕继已死,静贵妃膝下只有皇六子奕訢。奕訢比奕詝小一岁。静贵妃便将失去生母的奕詝收在膝下抚育。奕詝孝敬静贵妃如同生母,视奕訢如同胞弟。而同奕詝争夺皇储最有力者,就是他视作同胞的皇六弟奕訢。
奕訢和奕詝,他们俩都受静贵妃抚养。道光在连丧三位皇后——孝穆成皇后、孝慎成皇后、孝全成皇后的悲伤之余,没有再册立皇后。便册静贵妃为皇贵妃,摄六宫事。奕訢和奕詝,都在上书房读书,年龄相近,关系密切,并无嫌猜。不过,奕詝读书比奕訢早一年。奕詝6岁开始读书,师傅为杜受田。杜受田教导奕詝,尽心尽力,倾注心血。史载:“受田朝夕教诲,必以正道,历十余年。”奕詝为皇子时,从猎南苑,驰逐群兽,坠马伤股。经上驷院正骨医士治疗,留下残疾,行动不便。他小时候还得过天花,脸上留下麻子。奕訢也在上书房读书,但较奕詝聪明,师傅是卓秉恬。史书说:“与文宗同在书房,肄武事”,“集花枪法二十八势,曰‘棣华协力’;刀法十八式,曰‘宝锷宣威’。”道光以“白虹刀”宝刀赐给奕。奕訢身体很好,头脑聪明,书文不错,武功也好,还有所发明和创造。
立储风波
道光帝晚年在立储的大事上,犹豫不定。道光帝共有后妃二十多人,先后给他生了十个公主和九个皇子。其中长子奕纬死于道光十一年(1831年),终年二十三岁。而儿子奕纲、三子奕继也过早夭折。四子奕詝声于道光十一年(1831年)长子奕纬死后的两个月。皇五子于道光二十六年(1846年)过继给嘉庆帝第三子绵恺为嗣,袭郡王位。皇六子奕訢,是诸皇子中颇受道光帝钟爱的一个。道光帝晚年,又陆续得了皇七子、皇八子和皇九子,但都年幼无知。道光帝建储较晚。道光帝即位后,并没有按清朝惯例马上着手秘密立储。道光帝晚年才想起建储,从道光帝后来在立储时极为谨慎的性格来看,可以这样进行推论,他是希望在决定接班人时有更多的挑选机会。因为奕纬之后,二子、三子幼殇,可以选择的嗣君只有奕纬一个人,是否建储并没有意义可言。道光十一年(1831年)后,随着奕纬的过世,几个小皇子的出生,道光才面临着建储这个本应早就解决的问题,在奕詝为长的几个儿子中,道光皇帝最看重的主要是皇四子和皇六子。[6]
皇四子奕詝,“长且贤”,年龄最大,又很仁孝;皇六子奕訢,虽为庶出,但家法传嗣,不分嫡庶,而且“天资颖异”,能文能武。随着他们年龄渐大,皇储争夺,暗藏机关。咸丰帝的老师杜受田深知奕詝的智识才具都“万不敌”奕訢,不能以条陈时政和骑马习武取胜,乃对奕詝面授机宜,以仁孝之心取悦于道光帝。一日,道光帝领诸皇子狩猎,奕詝故意一箭不发,“上问之,对曰:‘时方春,鸟兽孳育,不忍伤生以干天和。’宣宗(道光帝庙号)大悦曰:‘此真帝者之言!’立储遂密定。”[7]
道光末年,道光帝违和,缠绵病榻,自思多年痼疾,将不久于此位。其时,奕詝伏地流涕,痛切异常,“帝大悦,谓皇四子仁孝,储位遂定。[8] ”道光二十六年(1846年),道光帝用立储家法,书名缄藏。道光三十(1850年)年正月丁未,道光帝不豫,宣召大臣示朱笔,立其为皇太子。正月十四日,道光帝病危,急召宗人府宗令载铨,御前大臣载垣、端华、僧格林沁,军机大臣穆彰阿、赛冲阿、何如霖、陈孚恩、季芝昌,总管内务府大臣文庆,公启匣,宣示建储朱谕:“皇四子奕詝,著立为皇太子。尔王大臣等,何待朕言,其同心赞辅,总以国计民生为重,无恤其他。特谕。”道光正式宣布:立皇四子奕詝为皇太子。
道光三十年(1850年)二月二十五日午时,道光帝驾崩于圆明园慎德堂,按照清代制度,新皇帝奕詝当日下午护送大行皇帝的遗体至城内紫禁城乾清宫停放。[9] 宣宗逝世后,己未,咸丰帝即位,颁诏覃恩,以第二年(1851年)为咸丰元年。
锐意图治
主词条:肃顺、湘军
年轻的咸丰帝即位,颇有振作之心。咸丰帝即位之后的主要措施一是清洗军机处,任用改革派官员革新弊政;二是大举提拔汉族士绅官僚,镇压太平天国叛乱。从《清文宗实录》中看,他此时的工作极为勤奋,每天都有许多谕旨下达,其中不少是亲笔写的朱批、朱谕,不劳军机大臣动手。[10] 咸丰帝在上台后的八个月,就罢免了道光朝的军机大臣穆彰阿[11] 。随后又罢免了主和派的耆英等。而且咸丰帝初年为了缓和与恭亲王奕訢的政治矛盾,任命其为军机大臣;但是不久罢免了奕訢的职务,巩固了皇权。
咸丰帝罢免了道光朝的主和派大臣之后,重新安排了军机大臣的人选。咸丰帝开始任用肃顺等改革派官员,对之前的政治局面实行整顿。肃顺掌权后,以铁腕的方式面对自乾隆末期以来的官场腐败,严厉打击贪污腐败,严惩渎职失职,整肃官场政风。其果断处理“戊午科场案”,将一品大员柏葰处斩,使得清王朝此后几十年间官场风气,特别是自乾隆后期越演越烈的贪腐风气有了很大改观。[12] 咸丰帝即位初年,因太平天国起义,户部库房匮乏,于是清廷决定由户部设立宝钞处和官钱总局发行大量钞票。滥发官钞非但没有纾解财政,反倒致使通货膨胀、物价飞腾,而官商乘机勾结,“侵占挪用”,“拒收买抵”,从中牟取暴利,将币制改革失败的恶果转嫁于百姓头上,当时“五城内外兵民不下数百万户,各粮行抬价居奇,小民每日所得钱文,竟不能供一日之饱”。咸丰八年(1858年)底,肃顺改任户部尚书,决心整顿财政积弊。[13] 肃顺从调查五宇官号账目入手,刨根究底,涉案人员几百人,抄没户部司员、商户及满洲宗室数十家,一定程度上压制了官场贪贿公行的风气。
咸丰元年(1851年)元月,爆发了太平天国起义。在两年的时间里,太平军先后攻取了汉阳、岳州、汉口、南京等南方重镇,威胁清朝中部腹地,于咸丰三年(1853年)定都南京。咸丰帝于三年(1853年)初命令大江南北各省在籍官绅举办团练,组织地主武装。曾国藩所办湘军,就是其中之一。他以罗泽南的湘勇为基础,“别树一帜,改弦更张”[14] 。由于太平军没有集中力量全力进行北伐以及咸丰六年(1856年)太平天国内部的“天京事变”使清廷获得了喘息的机会。咸丰帝依靠汉族地主曾国藩、左宗棠、李鸿章等人勾结外国势力,合力扑灭太平天国运动。[2]
攘外失利
主词条:第二次鸦片战争、庚申之变
正在咸丰帝镇压太平天国之时,英、法等国再次染指中国。咸丰四年(1854年)英、美、法三国向清廷提出修约等要求,遭到咸丰帝拒绝。[15] 故而导致英、法两国于咸丰六年(1856年)再次对清廷宣战,英国借口“亚罗号事件”,攻占广州,但被击退。咸丰八年(1858年)三月,英法联军以及英、法、美、俄四国公使抵达天津大沽口外,要求所谓“修约”。咸丰帝谕令直隶总督谭廷襄“以夷制夷”,对俄示好,对美设法羁縻,对法进行劝诱,对英国则严词质问。谭廷襄奉旨行事,但是没有成功。[16] 英法舰队攻陷大沽炮台,进迫天津。咸丰派桂良、花沙纳往天津议和,与英、美、法、俄分别签订《中英天津条约》、《中美天津条约》、《中法天津条约》和《中俄天津条约》。条约样本奏上,咸丰帝十分愤怒,但是不得不由批准。列强不满足于《天津条约》规定的权利,蓄意重新挑起战争。咸丰帝命清军加强大沽口防务。咸丰九年(1859年),在英国蓄意挑起的大沽口冲突中,英法侵略军被击败。[17] 咸丰帝见大沽口获胜,尽毁《天津条约》。而后,英法调兵遣将,准备新的侵略。[18]
咸丰十年(1860年)春,英法两国再次组成侵华联军,大举入侵。六月,向大沽口进攻,咸丰帝谕旨:“天下根本,不在海口,而在京师。”七月,英法联军进攻北塘,咸丰帝和战不定,痛失歼敌的良机。[18] 在清军与英法联军激战之时,竟令清军统帅离营撤退,大沽再次沦陷。八月一日,英法两国舰队又一次抵达天津外海。法国也派出舰船40余艘,陆军6700人,而僧格林沁部署在大沽的守军总共只有10000人。为了避免纠缠,联军干脆在大沽以北的北塘登岸。僧格林沁为保存实力,下令南岸守军撤往通州。次日,英国舰队安然驶入白河。[20] 英法联军攻占天津,随即向北京进犯。咸丰帝派遣怡亲王载垣、兵部尚书穆荫为钦差大臣,往通州与英、法议和。英法联军以和谈为掩护,继续组织对北京的进攻,在通州八里桥之战击败清军后,进攻北京,史称“庚申虏变”。
英法联军进逼北京,咸丰帝以“木兰秋狝”为名自圆明园仓皇逃亡热河(今承德市),命恭亲王奕訢留京议和。奕訢代表清政府与英、法、俄签订了《中英北京条约》、《中法北京条约 》、《中俄北京条约》,并批准了中英、中法《天津条约》。在《中俄北京条约》中,承认了咸丰八年(1858年)沙俄迫使清黑龙江将军奕山签订的《瑷珲条约》。[17] 咸丰十年(1860年)十月六日,英法联军攻占圆明园,总管园务大臣文丰投福海自尽。[21] 次日遭到抢劫之后被焚毁殆尽。
崩逝行宫
主词条:顾命八大臣、辛酉政变
咸丰帝逃往热河承德避暑山庄后,时刻关注京师的消息。在英、法议和退兵之后,咸丰帝一度有回銮的打算,但是不久就打消了这一年头,最主要的是“亲递国书”一事尚未有着落,[22] 故而责成恭亲王奕訢尽快办理。此后咸丰帝又几次改变回銮的旨意。主要原因除了夷人的因素,还有咸丰帝逐渐喜欢上了热河行宫的生活。这一时期的咸丰帝尤其醉心于戏剧。北京宫内的升平署成批地被召到热河。咸丰十年(1860年)十一月起,“烟波致爽”殿每三天就要演一出。[23] 自从咸丰帝到达承德之后,肃顺与咸丰帝的关系更为接近,随侍左右。此时咸丰帝身体逐渐变坏,肃顺为了保证咸丰帝去世后政治不会发生大的变动,极力劝说咸丰帝留在热河。恭亲王奕訢与文祥等人见咸丰帝迟迟不回北京,而且热河还不时传来皇帝病重的消息,十分紧张。他上奏去热河请安,企图直接与咸丰帝见面,以打破肃顺的封锁。[24] 奏折受到肃顺的阻扰,由此恭亲王与肃顺集团的矛盾激化。
咸丰十一年(1861年)七月十五日,咸丰帝在热河行宫病重。十六日,咸丰帝在烟波致爽殿寝宫,召见怡亲王载垣、郑亲王端华、肃顺、景寿、穆荫、匡源、杜翰、焦祐瀛等。咸丰帝下谕:“立皇长子载淳为皇太子。”又谕:“皇长子载淳现为皇太子,著派载垣、端华、景寿、肃顺、穆荫、匡源、杜翰、焦祐瀛,尽心辅弼,赞襄一切政务。”以上就是历史上著名的“顾命八大臣”或“赞襄政务八大臣”。载垣等请咸丰帝朱笔亲写,以昭郑重。而咸丰帝此时已经病重,不能握管,遂命廷臣承写朱谕。咸丰在病逝前,授予皇后钮祜禄氏“御赏”印章,授予皇子载淳“同道堂”印章(由懿贵妃掌管)。十七日清晨,咸丰帝病逝[26] 。庙号文宗,谥号协天翊运执中垂谟懋德振武圣孝渊恭端仁宽敏庄俭显皇帝,其后葬于清东陵定陵。
咸丰帝病死之后,其生前安排的政治局势很快发生了变化。其子载淳年幼,载淳的生母那拉氏力图取得最高统治权力。她与慈安太后和奕訢相勾结,拉拢握有兵权的胜保等人。于咸丰十一年九月三十日(1861年11月2日),将载垣、端华、肃顺等革职拿问。十月初一日(11月3日),又接连发出上谕,授恭亲王奕訢为议政王、在军机处行走、宗人府宗令,大学士桂良、户部尚书沈兆霖、户部右侍郎宝鋆、户部左侍郎文祥在军机大臣上行走,鸿胪寺少卿曹毓英在军机大臣上学习行走。随后,慈禧太后等迅速捕杀了载垣、端华、肃顺,其余五大臣革职治罪,将载垣等人拟定的 皇帝年号“祺祥”改为“同治”。慈禧太后夺取了实际的最高统治权。

本 名: 爱新觉罗·载淳
别 称: 同治皇帝
所处时代: 清朝
民族族群:满族
出生地: 紫禁城储秀宫
出生时间: 1856年4月27日
去世时间: 1875年1月12日
主要成就: 兴办洋务运动,史称“同治中兴”。
年 号: 同治
谥 号: 毅皇帝
庙 号: 穆宗
逝世地 :紫禁城养心殿
陵 寝:清惠陵
在 位: 1861年11月11日-1875年1月12日

简介

爱新觉罗·载淳[1] (1856年4月27日—1875年1月12日),即清穆宗,清朝第十位皇帝,清定都北京后第八位皇帝,年号“同治”。为清文宗咸丰帝长子,生母为孝钦显皇后叶赫那拉氏。1861年至1875年在位,共13年。咸丰六年(1856年)三月二十三日(公历4月27日),同治帝生于北京紫禁城储秀宫。咸丰十一年(1861年)即位。同治帝在位期间,清政府依靠曾国藩、李鸿章、左宗棠等一批重臣镇压了太平天国起义。
同治四年(1865年)僧格林沁的满蒙骑兵(八旗兵)中捻军埋伏后全歼,赖洋务派左宗棠与李鸿章分别灭西、东捻,捻军之乱到同治七年(1868年)为止。他在位期间清朝先后平定陕甘回变,同时兴办洋务新政,清朝后期出现了一个政治稳定的时期,史称“同治中兴”。同治十二年(1873年)同治帝亲政,同治十三年(1874年)十二月初五(公历1875年1月12日)崩于北京紫禁城养心殿,终年19岁。庙号穆宗。谥号继天开运受中居正保大定功圣智诚孝信敏恭宽明肃毅皇帝,葬于河北省遵化清东陵之惠陵。

人物生平

冲龄即位
主词条:庚申之变、顾命八大臣、辛酉政变
咸丰六年(1856年)农历三月二十三日(公历4月27日),载淳生于储秀宫。[2] 咸丰八年(1858年),载淳的弟弟悯郡王早夭,其后载淳一直是咸丰帝唯一存活的儿子,也是慈禧皇太后的亲生儿子。咸丰十一年(1861年),载淳开始上学,由编修李鸿藻授读。[3] 七月,咸丰帝病危,召户部尚书肃顺、怡亲王载垣、郑亲王端华、协办大学士及军机大臣穆荫、匡源、杜翰、焦祐瀛代写珠谕,立载淳为皇太子,并命上述大臣赞襄政务,[4] 咸丰帝去世后,6岁的载淳即位,拟定年号“祺祥”,载淳嫡母钮祜禄氏和生母叶赫那拉氏并尊为皇太后。[5]
咸丰死后慈禧太后勾结奕訢发动北京政变。当时,朝廷主要分为三股政治势力:其一是顾命大臣势力,其二是帝胤势力,其三是帝后势力。三股政治势力的核心是载淳,哪股政治势力能够同帝后势力相结合,它就会增加胜利的可能性。[6] 慈禧太后鼓动东宫慈安太后与八大臣争夺权力,暗中联络在京的恭亲王奕訢为援。御史董元醇奏清皇太后进行垂帘听政,并派恭亲王辅政。八大臣以清朝无此先例,令军机处拟旨斥驳。慈禧串通慈安拒绝盖印,将折旨留中不发。八大臣以“搁车”示威,迫使两宫太后让步,颁发驳斥董折谕旨。事后八大臣以小胜而疏于防范,其对手则加紧暗中策划。在取得外国势力支持后,奕訢不顾八大臣梗阻,于九月中旬奔丧热河,与两宫密谋政变之策,召鸿胪寺少卿曹毓英密拟拿问各旨,旋即返京布置。奕訢争取到朝中大学士贾祯、周祖培、户部尚书沈兆霖、刑部尚书赵光的支持,握有兵权的僧格林沁、胜保等人也表示效忠于两宫太后。在两宫太后催促下,八大臣同意回銮北京。[7-8]
咸丰十一年(1861年)十月二十六日两宫太后和幼帝载淳启程回京,肃顺护送咸丰帝灵柩后行。十一月一日两宫太后抵京,即召见奕訢等王大臣,安排政变事宜。次日,将载垣、端华、肃顺等革职拿问,罢景寿等军机大臣职。[9] 三日命奕訢为议政王,入军机处,并以桂良等五人为军机大臣。七日改年号“祺祥”为“同治”。八日诏赐载垣、端华自尽,肃顺处斩,景寿、匡源、杜瀚、焦祐瀛褫职,穆荫遣戍军台。[7-8]
幼年天子
主词条:慈禧太后、垂帘听政
同治元年(1862年)正月,下谕命曾国藩、左宗棠保住衢州并且进而解徽州之围。命曾国藩调兵遣将保卫上海不受太平军的侵扰。调蒋益澧部赴左宗棠军。[10] 不久太平军进逼上海,薛焕上书英、法各国将派兵协同清军围剿太平军,同治帝嘉奖了他。[11] 捻军侵扰沭阳,载淳下谕僧格林沁要南北兼顾进行驻防,清军克复莘县。不久李世忠的军队攻克了江浦、浦口。[12] 鲍超被提升为浙江提督,冯子材被提升为广西提督。二月,奉慈禧皇太后的懿旨,载淳在弘德殿入学读书,祁寯藻、翁心存等人授读。[13] 三月,编纂的关于帝王政治和前朝垂帘听政的书籍完成,命名为《治平宝鉴》。[14] 六月,京师同文馆设立,附属于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培养翻译人才以利于开展洋务运动。[15] 闰八月,庆端军克复缙云,多隆阿军克复了荆紫关。各地军队也势如破竹,鄂军克复了竹山、竹谿、黔军克复了天柱、邛水、太平军逃窜到了老河口。[16]
同治二年(1863年)二月,左宗棠率军克复浙江的金华、汤溪、龙游、兰谿等地。[17] 川军在四川大渡河围剿太平军的石达开,将其击破。[18] 七月,懿旨命惠亲王绵愉专门负责弘德殿皇帝读书的事,并命绵愉之子奕详、奕询给载淳做伴读。[15] 同治三年(1864年)五月,太后懿旨要为载淳进讲《治平宝鉴》。六月,清朝终于平定了太平天国的叛乱。[15] 七月,平定太平天国后进行封赏,晋封议政王恭亲王之子载澂为贝勒,载濬不入八分辅国公,载滢不入八分镇国公,加军机大臣文祥太子太保衔,宝鋆、李棠阶太子少保衔。
内忧外患
主词条:同治陕甘回变
同治四年(1865年)二月,四川酉阳县人民不堪教会欺凌,数百人奋起捣毁教堂,即酉阳教案。英国汇丰银行在上海开设分行,外国银行开始操纵中国金融市场。中亚细亚浩罕国阿古柏乘新疆回民起义之机入侵新疆。三月,太后命醇亲王奕譞到弘德殿督促皇帝读书。并且罢免了恭亲王的军机和议政职务,命文祥等办理总理各国事务衙门事宜。四月,赖文光等指挥捻军在山东歼灭僧格林沁统率的清军主力,僧格林沁突围时被杀。五月,李鸿章在上海设立江南制造总局,成为洋务派创办新式军事工业的开始。闰五月,起用沈葆桢督办江西防剿的事务。[19] 七月,御史蔡寿祺以妄言夺职。八月,英国在上海租界设按察使署(即最高法院)。九月,送咸丰帝的灵柩至遵化定陵安葬。[15]
同治七年(1868年)二月,退役驻华公使浦安臣率“中国使团”出访美国、英国、俄国、法国、普鲁士等国,是为中国使团首次出访国外。八月,以奏请修理园庭,夺御史德泰职。同治九年(1870年)正月,滇军克复禄丰,甘陕的回匪攻陷定边。同月,紫禁城神武门的木库失火,同治帝下诏进行修缮。[20] 二月,刘松山督剿金积堡的回匪时中炮身亡,载淳赏道员刘锦棠为三品卿衔,接管刘松山的部众。并且派遣与俄国谈判商界的使臣前往齐齐哈尔、吉林进行会谈,命富明阿、德英据约率军防守,不能对俄国让步。[21] 五月,命崇实前往贵州会同曾璧光查办教案。[22] 六月,命彭玉麟赴江南,会同沿江督抚整顿长江水师。
同治十年(1871年)二月,刘锦棠等率军攻克金积堡,甘陕回乱的匪首马化龙等被杀,清廷加左宗棠一骑都尉之职,赏刘锦棠云骑尉、黄马褂。[23] 同治帝调江苏按察使应宝时到天津,筹办与日本通商的事务。并且命瑞常为大学士,文祥为协办大学士。[24] 三月,金顺等军占领宁夏,匪首马万选被杀,滇军攻克澂江,攻入江那土城,匪首马和等被杀。[25] 同治帝以倭仁为文华殿大学士,瑞常为文渊阁大学士。自从初春开始到三月,同治帝连连祈雨。[26] 五月,发生天津教案。[15] 六月,益阳等处的民间会社的起事被平。陕回白彦虎纠结西宁的回族民众袭扰河州。[27] 载淳命叶赫那拉·瑞麟为大学士,仍留任两广总督。[28]
亲政时期
主词条:同治中兴
由于慈禧太后贪恋权力,她以载淳“典学未成”为由,拖延载淳亲政时间。直到同治十一年九月十五日(1872年10月16日),才为自己十七岁的儿子载淳举行了大婚典礼。载淳婚姻是个大问题。找谁做皇后,两宫皇太后意见不一。慈安太后提议以侍讲崇绮之女阿鲁特氏为皇后,慈禧太后主张以侍郎凤秀之女富察氏为皇后。[29] 载淳本人喜欢前者,载淳便以阿鲁特氏为皇后,富察氏为慧妃。
同治十二年(1873年)正月,滇军攻克大理,云南回乱的首领杜文秀、杨荣、蔡廷栋等被杀。载淳论功进行赏罚。[30] 同月,两宫皇太后因为载淳将要亲政,下懿旨要求同治帝“祇承家法,讲求用人行政,毋荒典学”。下旨要内外臣工“公忠尽职,宏济艰难”。载淳正式亲政,下诏“恪遵慈训,敬天法祖,勤政爱民”。[31] 六月,载淳到瀛台,日本大使副岛种臣、俄国大使倭良嘎哩、美国大使镂斐迪等在中南海紫光阁觐见载淳,并且呈递国书。[32] 九月,载淳以方便太后颐养为名,实为自便,降旨兴修颐和园。修颐和园需银1000万两,木材一项,径七寸至四尺多,长一丈五到四丈八的楠柏陈黄松木要3000根。钱,因为镇压太平天国,各省款项支绌,当时西北左宗棠又正镇压回民起义,捐输和厘金全用在上面了,清政府的财力根本不允许再拿出这么多钱来修园。木材需从四川采集,但道光初年以来已经砍伐得差不多了,无从购觅,况且运输艰难万分。十月二日,御史沈淮上疏请求缓修,师傅李鸿藻与翰林院侍讲学士李文田也都上疏劝谏。载淳不听。回乱首领马文禄被清军所杀。载淳论功命左宗棠以陕甘总督协办大学士,其他各有封赏。[33] 同治十三年(1874年)正月十九日,重修圆明园的工程正式开工。
早年崩逝
同治十三年(1874年)二月,日本以台湾高山族误杀琉球船民为借口,出兵台湾。三月,日军侵略台湾。五月,以慈禧皇太后万寿节,予在京旗官年60以上者恩赏。六月,命翁同龢直弘德殿。十一月,命内外奏牍呈两宫披览。晋慧妃为皇贵妃,珣嫔为珣妃。[15]
十二月初五(公历1875年1月12日),载淳逝于养心殿,享年19岁。两宫太后召醇亲王奕譞的儿子载湉入承大统,为嗣皇帝。赐奕譞以亲王世袭罔替,并免朝会行礼。王大臣等以遗诏迎载湉于太平湖醇亲王邸,与慈安太后居钟粹宫;慈禧太后居住在长春宫;两宫太后垂帘听政。诏停三海工程。以第二年为光绪元年。上大行皇帝谥为“毅”,庙号穆宗,封皇后为嘉顺皇后,皇贵妃为敦宜皇贵妃。

本 名: 爱新觉罗·载湉
别 称: 光绪帝
所处时代: 清朝
民族族群: 满族
出生地 :北京什刹海醇王府
出生时间: 1871年(同治十年)8月14日
去世时间: 1908(光绪三十四年)11月14日
主要作品 :《定国是诏》
主要成就: 对日本主战,主持戊戌变法
年 号: 光绪
庙 号 :德宗
谥 号: 景皇帝
逝世地 :中南海瀛台
享 年: 38岁
陵 寝: 清西陵(崇陵)
在 位: 1875年2月25日—1908年11月14日

简介

清德宗爱新觉罗·载湉(1871年8月14日—1908年11月14日),清朝第十一位皇帝,定都北京后的第九位皇帝,在位年号光绪,史称光绪帝。父亲醇亲王奕譞,生母叶赫那拉·婉贞为慈禧皇太后亲妹。在位三十四年。[1]
同治十三年十二月(1875年1月),被两宫皇太后立为帝,起初由慈安、慈禧两宫太后垂帘听政。光绪七年(1881年)慈安太后崩逝后由慈禧太后一人垂帘。光绪十五年(1889年),载湉亲政,此后虽名义上归政于光绪帝,实际上大权仍掌握在慈禧太后手中。在载湉亲政后发生的中日甲午战争中,光绪帝极力主战,反对妥协,但终因朝廷腐败,而以清朝战败告终。痛定思痛,他极力支持维新派变法以图强,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光绪帝实行“戊戌变法”,但却受到以慈禧太后为首的保守派的反对。光绪帝打算依靠袁世凯牵制住以慈禧太后为首的这一股势力,但反被袁世凯出卖,从此被慈禧太后幽禁在中南海瀛台。整个维新不过历时103天,故称“百日维新”。政变后大权再次落入慈禧太后手中,对外宣称光绪帝罹病不能理事,实将他幽禁于西苑瀛台,成为无枷之囚。
光绪三十四年(1908年)十一月十四日光绪帝暴崩,享年38岁,庙号德宗,谥号同天崇运大中至正经文纬武仁孝睿智端俭宽勤景皇帝。葬于清西陵之崇陵。

人物生平

潜邸岁月
同治十年(1871年)六月二十八日子时,载湉出生于北京宣武门太平湖畔醇王府[2] 。他是清宣宗道光帝之孙,其父为道光帝的第七子醇贤亲王奕譞。[3] 其母为慈禧太后之胞妹婚叶赫那拉·婉贞。婉贞与醇亲王婚后不久,就生下了奕譞的长子爱新觉罗·载瀚。母凭子贵,婉贞很快就在醇亲王府中获得了很高的地位,奕譞也更爱这个嫡福晋了。可载瀚在两周岁时,就过早地弃世了。在同治十年(1871年),她又生下了奕譞的第二个儿子载湉。
同治十三年(1874年),载湉四岁时同治帝去世,同治帝没有留下子女。[4] 并且同治帝是咸丰帝的独子,他去世后,咸丰一系也随之绝嗣。同治皇帝驾崩仅仅两个小时,事关清朝国运的紧急会议就在养心殿西暖阁按时召开了。参加会议的有同治皇帝的五叔惇亲王奕誴、六叔恭亲王奕訢、七叔醇亲王奕譞、八叔钟郡王奕詥、九叔孚郡王奕譓,还有奕劻、景寿等大臣。[5] 首先有人请为同治皇帝立嗣,并且提到了溥侃、溥伦两位人选。惇亲王奕誴就反对,他说了四个字:“疏属不可”。慈禧不失时机地表示首肯说:“溥字辈无当立者。”[6] 此时军机大臣跟慈禧太后发生了争执。慈禧太后说:“此后垂帘如何?”军机大臣中有人说:“宗社为重,请择贤而立,然后恳乞垂帘。”[7] 此后军机大臣的为奕訢的儿子载澂争取机会,但是慈禧为了能名正言顺地把持朝政,在选嗣君时,亲自指定醇亲王奕譞的次子,也是自己妹妹的亲生子[2] ,过继于咸丰帝,登基为帝。[8] 慈禧话音刚落,醇亲王奕譞一声哀嚎,瘫倒在地,大哭不止。亲贵纷纷伸手相搀,但谁也拉不动。[9] 年仅四岁的载湉被选定继承皇位,第二年改年号为“光绪”[2] 。[10]
半夜时分,紫禁城的全部正门次第打开,孚郡王奕譓率领内务府官员前往宣武门内太平湖东岸的醇王府,迎接新君主载湉进宫。[11] 初六日,就是慈禧太后宣布载湉嗣承皇位的第二天,载湉由醇亲王府邸乘轿前往皇宫,进了午门,到养心殿。向两宫皇太后请安,并在大行皇帝同治帝灵前祭奠后,便“剪发成服”,入继大统,做了皇帝。初七日,载湉奉慈安太后住居在东六宫的钟粹宫,俗称慈安太后为“东太后”;奉慈禧太后住居在西六宫的长春宫,俗称慈禧太后为“西太后”。载湉住在养心殿。慈安太后与慈禧太后实行垂帘听政。皇帝训谕称“谕旨”,皇太后训谕称“懿旨”[12-13] 。醇亲王王府原位于西城太平湖,载湉登位后,王府成为皇帝的潜邸(后称南府)。所以清廷另赐醇亲王王府,位于后海北沿(又称北府)。[14]
少帝时期
主词条:陕甘回变、清收复新疆之战、中法战争
光绪元年(1875年)正月二十日,两宫皇太后懿旨载湉在太和殿举行即位大礼,并告祭天、地、庙、社。载湉继位后,到乾清宫向同治帝御容(画像)行礼,又到钟粹宫向慈安太后行礼,再到长春宫向慈禧太后行礼,复到储秀宫向孝哲毅皇后(同治皇后)行礼。这时载湉才五岁,实际年龄只有三周岁半[13] 。二月,同治帝嘉顺皇后逝。马嘉理案发生,英国势力开始侵入西藏。英国借马嘉理案强迫清政府签订《烟台条约》。[15] 载湉经过嗣称帝,与慈禧太后形成了“母子”关系。本来,载湉作为咸丰帝的侄子和慈禧太后外甥的双重身份已与慈禧太后是亲上加亲,慈禧太后选中载湉为帝除了有揽权的用意之外,她也是考虑到由其胞妹之子接替皇位是最为合适的选择。小皇帝入宫后,离开了他的亲生父母,慈禧太后自然要对这个幼童予以关怀,据她自己对臣属说:载湉“常卧我寝榻上,时其寒暖,加减衣衿”,“我日书方纸课皇帝识字,口授读四书诗经,我爱怜惟恐不至”。[16]
光绪二年(1876年)四月二十一日,载湉开始在毓庆宫读书。毓庆宫在东六宫东侧斋宫与奉先殿之间。师傅为署侍郎、内阁学士翁同龢和侍郎夏同善。[17] 翁同龢与夏同善为同榜进士。翁同龢主要教载湉读书,夏同善主要教载湉写仿格(写字)。御前大臣教习满语文、蒙古语文和骑射。载湉读书很用功,慈禧太后夸赞他:“非常爱好学习,坐着、站着、躺着都在朗诵诗书。”他把读书同做国君相联系。载湉有父亲奕譞在毓庆宫照料自己读书,但君臣之礼,取代父子之情。载湉在毓庆宫的读书学习长达十余年。[13]
光绪三年(1877年)正月,左都御史景廉被提升为军机大臣。命前藏济咙呼图克图在达赖未出世以前掌管当地的事务,并赐予“达善”名号。[18] 四月,刘锦棠攻克七克腾木、辟展,克复吐鲁番满、汉两城。然后攻克达坂及托克逊等乱匪的堡垒,安集延的乱匪帕夏自杀。[19] 光绪四年(1878年)二月,新疆的匪患被平定,匪首白彦虎逃入俄罗斯。左宗棠论功被封为二等侯,刘锦棠被封为二等男。[20] 六月,李鸿章开办滦州开平矿务局。[15]
光绪五年(1879年)四月,日本侵占琉球群岛,改名为冲绳,并判决最后一位琉球国国王尚泰流放到东京。光绪六年(1880年)正月,命曾纪泽为出使俄国的大臣,改议条约。[21] 三月,左宗棠屯守哈密。[22] 光绪七年(1881年)三月,慈安太后逝于钟粹宫,上谥为孝贞皇后。[15] 光绪八年(1882年),载湉11岁时,增添授课内容,讲解了贺长龄、魏源所辑《皇朝经世文编》。[23]
光绪九年(1883年)五月,法军进攻越南河内的纸桥,挑起中法战争。[15] 载湉诏李鸿章回北洋,部署海防事宜。[24] 六月,在越南的黑旗军将领刘永福与法军在河内、纸桥大战,取得纸桥大捷,击败了法军的侵略。[25] 光绪十年(1884年)三月,慈禧太后以恭亲王奕訢因循贻误罢军机大臣,家居养疾。史称“甲申易枢”。八月,法舰炮轰福建马尾造船厂挑起马尾海战。[15]
光绪十一年(1885年)二月,中法战争结束。五月,懿旨勘修南、北海工程。九月,改台湾府为行省,刘铭传为首任台湾巡抚。设立总理海军事务衙门,命醇亲王奕譞总理,节制调遣沿海水师等。[15]
光绪十二年(1886年),载湉虚龄16岁时,即中国传统观念认为已为成人之际,据称就已具备了“披阅章奏,论断古今,剖决是非”的能力。[26]
亲政波折
主词条:隆裕太后
当初两宫皇太后立载湉为帝、再度垂帘听政之时,曾把听政解释为“一时权宜”之举,保证“一俟嗣皇帝典学有成,即行归政”。[27] 光绪十二年(1886年)六月初十日,慈禧太后在“懿旨”中重申了前面所说的话,并宣布“著钦天监选择吉期,于明年举行亲政典礼”。[28] 表面看来,慈禧太后是在信守诺言,而实际上幼帝长大后迟早都要面对亲政的问题,慈禧太后早做预谋,目的是在无可奈何地让光绪帝亲政后她仍然能够找到一个新的方式操纵清廷大权。对于她的这个用意,醇亲王奕譞是心领神会的。奕譞在两年前的“甲申易枢”中取代了恭亲王奕訢在朝廷的地位而成为慈禧太后的心腹。他在慈禧太后准备让光绪帝亲政的“懿旨”颁布后仅五天,就上奏称与各位王大臣审时度势,合词恳请慈禧太后“训政”,并表示皇帝“将来大婚后,一切典礼规模,咸赖训教饬诫”。他提出的训政模式为:“必须永照现在规制,一切事件,先请懿旨,再于皇帝前奏闻”。慈禧太后顺水推舟,表示接受奕譞的训政请求。这年十月,礼亲王世铎就训政的细则奏报慈禧太后允准,其中“凡遇召见引见,皇太后升座训政”一条,实质上与垂帘听政并没有什么区别。[29]
光绪十三年(1887年)正月,载湉始亲政。[15] 这与其说是光绪帝亲政的开始,倒不如说是慈禧太后通过训政的方式为其日后归政于光绪帝而铺平了一条能够长期对皇帝加以控制的通道。为了归政后更有效地控制载湉,慈禧太后把自己的内侄女都统桂祥女叶赫那拉氏给载湉做皇后,即后来的隆裕太后。[31]
光绪十五年(1889年)正月二十六日册封皇后,二十七日大婚。二月三日,慈禧太后归政。[2] 此时,慈禧太后没有打破幼帝一经大婚便要亲理朝政的祖宗之法,只好搬出皇宫到颐和园去“颐养天年”。但这并不意味着她已甘心地去让光绪帝行使皇权,而是在归政前后搞了一连串的活动,以便对亲政后的光绪帝加以控制,继续操纵清廷大权。为加强对朝廷的控制,她在文武官员的安排任命上多用对其效忠之人,以至于光绪帝亲政之时所面对的几乎尽是太后听政与训政时期的重臣。为便于把握光绪帝的动向,她决定将光绪帝读书的书房由毓庆宫改在颐和园附近的西苑,要求光绪帝每日到颐和园向她请安,亲政后的光绪帝必须将朝中大事向她“禀白而后行”。显然,慈禧太后为光绪帝亲政设置了重重路障。光绪帝的亲政历程由酝酿到开始经过了两年半多时间,并且是一波多折。但是,已长大成人且渐渐成熟的光绪帝一经正式亲政,其所作所为则是慈禧太后始料不及的。尽管慈禧太后仍不断以各种方式箝制着他,然而作为一个年轻的皇帝,他总还要施展一下自己的政治抱负,他与慈禧太后之间的矛盾与冲突已经不可避免。[29]
拒和主战
主词条:甲午战争、马关条约、公车上书
光绪十六年(1890年),驻美公使张荫桓自美国归国。载湉急切召见,询问国外情况。后来载湉又索取驻日公使参赞黄遵宪的《日本国志》,日本明治维新在载湉心中留下了很深的印象。载湉还读了冯桂芬《校邠庐抗议》,萌发改变中国积贫积弱状况。
光绪二十年(1894年),甲午农民战争爆发,日本借口保护侨民,增兵朝鲜,蓄意挑起中日战争。光绪帝及帝党成员则从中华民族的利益出发,认识到日本进行战争挑衅的严重性,痛感“我中国从此无安枕之日”,[33] 积极筹备抗战事宜,表示出主战的愿望。光绪帝多次下诏令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李鸿章筹备战守事宜,并命南洋各督抚大臣预为筹备,反对李鸿章恳求列强出面调停的做法。光绪帝于六月十三日下令派翁同龢和礼部尚书李鸿藻参与军机处事宜,与诸军机大臣会商中日朝鲜争端。在会上,翁、李二人提出备战御敌的方策,得到认可。会后第二天,与会诸臣联衔向光绪帝递上《复陈会议朝鲜事宜折》,折中采纳了翁、李的主战见解。对此,光绪帝于六月十六日再次下诏令李鸿章抓紧军事部署。但在此之前,日本早已做好了发动战争的准备,正当高升号轮船于六月二十三日在北洋海军“济远”、“广乙”舰护卫下运兵行至丰岛海面时,蓄谋已久的日本海军突然发动袭击,击沉“高升”号轮船,即高升号事件,悍然挑起丰岛海战,面对日本已发动侵略战争的事实,朝野上下要求主战御敌的呼声日趋高涨,光绪帝也毅然决定对日宣战。光绪二十年七月初一日,清廷发布对日宣战的“上谕”。[34] 载湉认为:“日本首先挑起事端,侵略挟制朝鲜,如果导致事情很难收场,那我们自然应该出兵讨伐。”七月二十四日,他又谕示李鸿章不要贻误军机。他直接命令朝鲜牙山南路叶志超与进入朝鲜北部的清军夹击侵朝日军。他多次下令加兵筹饷,停止慈禧太后挪用海军军费修建颐和园,但是李鸿章没有听取载湉的谕旨。在后来的战役中,中国初于牙山战役失利,继于平壤之战中战败。鸭绿江江防之战失利,日本乘势发起辽东战役,连陷九连、凤凰诸城。大连、旅顺相继失守。复据威海卫、刘公岛。在威海卫战役中日军夺中国兵舰,中国海军覆丧殆尽。[2] 本年,中国在天津小站编练新军。[15]
光绪二十一年(1895年)三月二十三日,李鸿章在日本抱着“宗社为重,边徼为轻”的宗旨,与日方草签了《马关条约》。由于该约内容苛刻,光绪帝以割地太多为由,表示对该约“不允”,拒绝签字用宝。[35] 此时,爱国官员的谏诤和举人的上书活动风起云涌,光绪帝怀着通过迁都而与日本周旋的想法到颐和园请求慈禧太后接受这唯一可行之策,结果遭到拒绝。四月初八日,军机大臣孙毓汶拿着李鸿章从天津送来的和约稿本与奕訢等人共同逼迫光绪帝签字,慈禧太后在这时也指令必须批准和约,光绪帝“绕殿急步约时许,乃顿足流涕”,被迫在《马关条约》上签了字,第二天“和约用宝”。[36] 四月,康有为联合在北京参加会试的1300名举子,上书都察院要求拒和、迁都、变法,史称“公车上书”。接着,康有为又撰写了上清帝第三书,呈递都察院。五月十一日,这份上书送到了光绪帝的手中。此时,正在为甲午丧师痛感不安、为签约用宝深怀内疚的光绪帝,亟切需要的是怎样雪耻自强之方,康有为这份上书中所详细陈述的“富国”、“养民”、“教民”、“练兵”等实施变法的具体内容,所申明的必须“及时变法”,“求人材而慎左右,通下情而图自强,以雪国耻,而保疆圉”的剀切之言,引起了他的共鸣,对上书“览而喜之”,立即命令再抄录副本4件,以1件呈送慈禧太后,1件留存军机待日后发交各省督抚讨论,1件存放乾清宫南窗小箧,1件存勤政殿以备随时“览观”。[37] 六月,康有为与梁启超在北京组织“强学会”。十月,俄、德、法三国干涉,迫使日本放弃对中国辽东半岛的主权要求。此为“三国干涉还辽”。[15]
求变图强
主词条:瓜分中国狂潮、戊戌变法、戊戌政变
光绪二十二年(1896年)四月,沙俄诱订《中俄密约》,攫取中东铁路权,将侵略势力伸入东北三省。五月,载湉多次和慈禧太后一起亲临醇王府邸探视醇王福晋(即载湉生母)的病。醇王福晋叶赫那拉氏病逝后,载湉十一日没有上朝。慈禧太后下懿旨说:醇亲王福晋病逝,应称为皇帝亲生之母亲。六月,载湉亲自去送醇亲王福晋的灵柩出殡。[15] 光绪帝能够对康有为等维新志士进一步加深了解并逐步确立变法的信心,与帝党官员起到的纽带作用是分不开的。他第一次展读康有为的上书时,翁同龢在场向他介绍了康有为的才华。随后“备以康之言达皇上,又日以万国之故,西法之良”来辅导皇上,使光绪帝眼界大开。[38] 光绪二十三年(1897年)十月,巨野教案发生,德国以此强占胶州湾,引发帝国主义瓜分中国狂潮。[15]
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正月初三日,康有为被请到总理衙门西花厅问话。参与问话的翁同龢把康有为在问话时所陈言的有关变法重要性、内容及步骤向光绪帝汇报后,光绪帝命令臣属今后对康有为递上的条陈,要即日进呈,不得阻拦或积压。于是,康有为在问话后的第五天,向光绪帝上第六书,提出了下诏定国是的要求,强调中国变法“莫如取鉴日本之维新”,要义有三点:“一曰大誓群臣以革旧维新”,“二曰开制度局于宫中”,“三曰设待诏所”。[39] 光绪帝读了这份上书后颇以为然,坚定了变法的决心。二月二十日,康有为第七次向光绪帝上书,要求光绪帝以俄国彼得大帝为榜样,以君权厉行变法。三月二十七日,康有为等人组织了保国会,由御史李盛铎领首。守旧大臣攻击该会“名为保国,势必乱国”,[40] 甚至要追究入会之人。光绪帝则指出:“会为保国,岂不甚善!”[41] 有力打击了顽固势力的气焰,支持了维新派。
四月,选派宗室王公出洋游历;载湉亲选亲王、贝勒,公以下闲散人员由宗人府保荐。召见康有为,命充总理各国事务衙门章京。颁布“定国是诏”,开始百日维新。五月,载湉诏立京师大学堂;陆军改练洋操;自下科始,乡、会、岁科各试,改试策论;诏八旗两翼诸营,均以其半改习洋枪。六月,诏改定科举新章。七月,诏裁詹事府、通政司、大理、光禄、太仆、鸿胪诸寺,归并其事于内阁,礼、兵、刑部兼理之。赏内阁侍读杨锐、中书林旭、刑部主事刘光第、江苏知府谭嗣同并加四品卿衔,参预新政。诏袁世凯来京。维新派于上海创办《时务报》,以汪康年为总理,梁启超为总主笔。[15]
这些改革措施,虽然带有一定的局限性,但从北京紫禁城发出的一道接一道的新政诏令,毕竟是光绪帝革旧图新决心的体现,毕竟使维新派的变法愿望得到部分实现,这就在文教上打击了旧学,提倡了新学,经济上有利于资本主义的近代化,政治上给人们某些言论、出版、结社的权利,因而具有进步作用。新政诏令却遭到封建守旧势力的抵制和反对,许多顽固大臣引慈禧太后为奥援,唯“懿旨”是尊,不把光绪帝放在眼里,甚至明目张胆地阻挠新政,致使光绪帝的变法诏书大多成了一纸空文。
戊戌政变
从新政诏令颁布始,以慈禧太后为首的顽固守旧势力就预谋着对政局的控制。在翁同龢被开缺回籍的谕令发布当天,慈禧太后又胁迫光绪帝宣布以后凡授任新职的二品以上官员,须到颐和园向她谢恩。同日,任命慈禧太后的亲信大臣荣禄署理直隶总督,以控制京津一带的兵权。光绪帝也未一味示弱,七月十九日,他下令将阻挠礼部主事王照上书的礼部尚书怀塔布等6人全部革职,并对王照予以奖赏。次日,他任命谭嗣同、刘光第、杨锐、林旭为军机章京,赏给四品卿衔,参加新政。这一行为触怒了慈禧。七月二十日,载湉又任命维新派重要人物江苏候补知府谭嗣同、刑部候补主事刘光第、内阁候补侍读杨锐、内阁候补中书林旭担任四品衔章京,处理新政事宜。后来维新派又企图聘请当时已经下野的日本前首相伊藤博文担任顾问,在慈禧干涉下未能实现。与此同时又有众多利益受到侵犯的顽固势力聚集到慈禧身边,请求她出面制止变法。七月二十二日,把阻挠新政的李鸿章逐出总理衙门。光绪帝的这些反击措施,进一步引起慈禧太后的忌恨,她不断派人去天津与荣禄密谋策划,京津一带也盛传秋季慈禧太后偕光绪帝去天津阅兵时将废掉光绪帝。
随着天津阅兵日期的迫近,光绪帝惊慌不安,于七月二十八日交给杨锐一道密诏,称:“朕维时局艰难,非变法不足以救中国,非去守旧衰谬之大臣,而用通达英勇之士,不能变法。而皇太后不以为然,朕屡次几谏,太后更怒。今朕位几不保,汝康有为、杨锐、林旭、谭嗣同、刘光第等,可妥速密筹,设法相救,朕十分焦灼,不胜企望之至。”光绪帝这种置自身命运于度外的精神使康有为等人大为感动,但他们在捧诏痛哭之后,却是束手无策,最后只好把希望寄托于东交民巷的公使馆和曾参加过强学会并握有新建陆军的袁世凯身上。各国公使只是虚表“同情”,不愿干预。康有为等人便策划了兵围颐和园捕杀慈禧太后的行动;[42] 一方面敦请光绪帝于八月初一日召见袁世凯并破格重赏侍郎候补;一方面物色湖南会党首领毕永年为捕杀慈禧太后的人选;又一方面则是由谭嗣同在八月初三日夜访袁世凯,鼓动袁世凯先诛荣禄,再兵围颐和园。毕永年进京与康有为交谈,认为袁世凯不可靠,此事不可恃,便迳赴日本。袁世凯表面上答应了谭嗣同,却在八月初五日再次受到光绪帝召见后,于当日赶到天津向荣禄告了密。荣禄便连夜驰奔京城,向慈禧太后密报。
慈禧太后闻讯,深夜从颐和园还宫。八月初六日晨,慈禧太后宣布重新训政,下令缉捕康有为等维新派人士,戊戌政变发生。康有为在政变发生的前一天逃离北京,谭嗣同、杨锐、林旭、刘光第、康广仁、杨深秀“六君子”于八月十三日被杀于北京菜市口。慈禧太后在八月初八日举行临朝训政礼后,囚光绪帝于中南海瀛台涵元殿。轰动一时的“百日维新”被慈禧太后为代表的顽固守旧势力所扼杀。戊戌变法失败后,慈禧太后立端郡王载漪之子溥儁为“大阿哥”,以取代载湉,史称己亥建储。由于得不到列强支持,企图失败。[43]
瀛台幽禁
主词条:义和团、庚子国变
光绪二十六年(1900年)八国联军侵华战争时,清廷必须在和与战问题上作出抉择。自五月二十日至五月二十三日,慈禧太后连续在4天之内召集4次御前会议讨论和战问题。光绪帝参加了会议,他不赞成对外宣战,认为顽固大臣所声言的“义民可恃,其术甚神”是靠不住的,指出“诸国之强,十倍于日本,合而谋我,何以御之?”“奈何以民命为儿戏?”[44] 载漪、载濂、刚毅等顽固大臣则不仅一再申明要靠义和团的“神术”去“报雪仇耻”,而且还指使人编造出一个“请太后归政,废除大阿哥”的所谓“外交团照会”,使慈禧太后大为恼怒,声称:“外人无理至此,予誓必报之。”[45] 经慈禧太后与守旧排外大臣的反复密商后,于五月二十五日颁布了宣战“上谕”。但就在宣战后仅4天,慈禧太后就向列强表示“朝廷慎重邦交,从不肯轻于挑衅”。[46] 又过了4天,又表示“此种乱民,设法相机自行惩办”。[47] 慈禧太后草率决定宣战,载湉忍不住发话问许景澄:“许卿出使外洋多年,又在总署当差,外国的情况卿最知晓,卿以为大清有无与外国一战的实力?”许景澄激动的说:“圣上垂问,臣就据实而言,依大清目前的实力,似难敌其中一国,更不用说数国联军了。臣以为和为上策,保护使馆、征剿拳匪事上策。”慈禧一听立马怒了,宣布处死主和的吏部侍郎许景澄、太常寺卿徐用仪、户部尚书立山、内阁学士联元。议和再无希望。联军于八月十四日攻破北京,载湉于八月十五日在慈禧太后的带领下逃往西安,《辛丑条约》签订后返回北京。
光绪二十七年(1901年)十月二十日,溥儁被撤去大阿哥称号。载湉的皇位保住了,但形同木偶,臣工奏对,不发一言。有时慈禧太后示意要他表态,也不过一两句罢了。
载湉在最后十年(1898—1908年)的幽禁生活中,仍然坚持不懈地钻研法律,留心阅读世界各国的法律书籍。[48]
最终结局
光绪帝返京后,不再被囚于瀛台,而是常常临朝,恢复到以往的帝位生活,但慈禧太后对他仍严加控制。此时的清廷固然仍在推行着自光绪二十六年十二月初十日(1901年1月29日)开始下诏变法所实行的新政,似乎是把戊戌变法时期的新政措施又一步步恢复,然而光绪帝在颁发新政诏令时却不得不服从慈禧太后的旨意“先自骂两句”,说“康有为之变法,非变法也,乃乱法也”。[49] 他在对德龄公主的自白中表达了苦衷:“我有意振兴中国,但你知道我不能作主,不能如我的志。”[50]
光绪三十四年(1908年)十月,光绪生病卧床。这时慈禧也生病了。光绪在日记中写道:“我病得很重,但是我心觉得老佛爷(指慈禧)一定会死在我之前。如果这样,我要下令斩杀袁世凯和李莲英。”不料这段日记被李莲英获悉,他立即报告了慈禧,说:“皇上想死在老佛爷之后呢!”慈禧听了,恨恨地说:“我不能死在他之前!”[2] 。
光绪三十四年(1908年)冬,载湉病重,慈禧太后下令将溥仪养育在宫中。溥仪是醇贤亲王奕譞之孙,摄政王载沣之子。溥仪的乳母王焦氏抱着溥仪一起进宫。十一月十四日[51] 酉正二刻三分,载湉身故,终年38岁,慈禧太后命溥仪继承皇统,过继于同治帝载淳,同时兼承光绪帝之祧,一人祧两房。[52] 庙号德宗,谥“同天崇运大中至正经文纬武仁孝睿智端俭宽勤景皇帝”,简称景皇帝。民国二年(1913年)葬入河北易县清西陵中的崇陵。

本 名: 爱新觉罗溥仪
别 称: 宣统帝、清废帝
字 号: 字耀之、号浩然
所处时代:清朝、中华民国、中华人民共和国
民族族群:满族
出生地 :醇亲王府(西城区后海北沿44号)
出生时间 :1906年2月7日
去世时间: 1967年10月17日
主要作品: 《我的前半生》
主要成就:丁巳复辟,担任伪满洲国的执政和“皇帝”
年 号: 宣统、大同、康德
墓 地:清西陵附近的华龙皇家陵园
父 亲:爱新觉罗·载沣
配 偶:婉容、文绣、谭玉玲、李玉琴等
子 女: 暂未公开

简介

爱新觉罗·溥仪(1906年2月7日—1967年10月17日),清朝末代皇帝,也是中国历史上最后一个皇帝。字耀之,号浩然。[1] 也称清废帝或宣统帝。醇贤亲王奕譞之孙,[2] 载沣长子,母亲苏完瓜尔佳·幼兰。[3] 1909年到1912年、1917年7月1日到1917年7月12日两次在位。
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1912年2月12日被迫退位,清朝统治结束。九·一八事变之后在日本人控制下做了满洲国的傀儡皇帝,年号康德(1934年—1945年),所以又称“康德皇帝”。1945年8月15日,日本投降。8月17日,溥仪在沈阳准备逃亡时被苏联红军俘虏,被带到苏联。1950年8月初被押解回国,在抚顺战犯管理所学习、改造。1959年12月4日接到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毛泽东的特赦令并成为全国政协委员。溥仪一生四次结婚,娶过五个女人,最后一次婚姻是在1962年与李淑贤结婚。溥仪著有自传《我的前半生》,于1964年4月由群众出版社出版。其独特的富有戏剧性的经历,多次被改编成影视作品,其中电影《末代皇帝》,曾荣获1987年奥斯卡金像奖等众多奖项。
1967年10月17日,溥仪因肾癌在北京逝世,享年61岁。[4] 先葬于八宝山,后迁于清西陵内崇陵(光绪陵)附近的华龙皇家陵园。

人物生平

冲龄登基
光绪三十二年(1906年)春正月十四日出生在北京醇亲王府。是清宣宗道光帝的曾孙,醇贤亲王奕譞与侧福晋刘佳氏之孙,摄政王载沣与嫡福晋苏完瓜尔佳·幼兰。[6] 苏完瓜尔佳氏是慈禧的心腹重臣荣禄的女儿,慈禧很喜欢收养在宫中,就把这个瓜尔佳氏指婚给载沣。时载沣的生母刘佳氏已为他定亲,奏告慈禧太后。慈禧坚持给载沣指婚,刘佳氏只有将儿子已订婚之福晋退亲。[7] “戊戌政变”之后,慈禧就想着废掉光绪,光绪又没有儿子,光绪二十五年(1898年)十二月二十四日,慈禧太后懿旨由载漪的儿子溥儁做“大阿哥”,将来继承同治为嗣,兼祧光绪皇帝为嗣。[8] 光绪二十七年(1901年),慈禧废除“大阿哥”这个名号。废除称号以后慈禧年龄越来越大,光绪帝又没有儿子。此时慈禧和光绪帝的关系非常不好。
光绪三十四年冬(1908年),光绪帝载湉病重,慈禧太后下令将溥仪养育在宫中。消息传来,醇王府顿时发生一场大乱。溥仪的祖母老福晋刘佳氏刚听完载沣带回来的的懿旨就晕厥过去。未来的皇帝溥仪连哭带打不让内监抱走。溥仪的乳母王焦氏抱着溥仪一起进宫。十一月十四日光绪帝去世,慈禧太后命溥仪继承皇统,过继于同治帝载淳,同时兼承光绪帝之祧,一人祧两房[10] 。尊祖母慈禧太后为太皇太后。是日,慈禧太后病逝[11] 。尊封文宗祺贵妃佟佳氏为皇祖祺皇贵太妃(端恪皇贵妃),穆宗瑜贵妃赫舍里氏为皇考瑜皇贵妃(敬懿皇贵妃),珣贵妃阿鲁特氏为皇考珣皇贵妃(庄和皇贵妃),瑨妃西林觉罗氏为皇考瑨贵妃(荣惠皇贵妃),大行皇帝瑾妃他他拉氏为皇考瑾贵妃(端康皇贵妃)。并颁布大行皇帝的遗诏。此时安庆发生兵变,被清军剿灭。[12] 十一月,颁大行太皇太后遗诰。诏四时祭飨祝版,醇贤亲王称曰“本生祖考醇贤亲王”,嫡福晋称曰“本生祖妣醇贤亲王嫡福晋”。十二月二日,溥仪在太和殿即位,由光绪皇后隆裕太后和载沣摄政。第二年改年号为“宣统”。[13] 加庆亲王奕劻以亲王衔并世袭罔替,贝勒载洵、载涛加郡王衔。[14] 并且设立禁卫军,命贝勒载涛、毓朗、尚书铁良专门管理训练。[15] 命张之洞兼督办川汉铁路大臣。
三载皇帝
宣统元年(1909年)正月,设置呼伦贝尔沿边卡伦。重整海军,命肃亲王善耆、镇国公载泽、尚书铁良、提督萨镇冰筹划重整海军的事宜,命庆亲王奕劻总司稽查事务。罢免铁良专司训练禁卫军大臣。[16] 闰二月,下诏责成预备立宪,避免部臣、封疆大吏因循敷衍,逃避责任。[17] 命前内阁学士陈宝琛总理礼学馆。三月,再次裁撤奉天巡警道。增设洮昌等处兵备道,临长海等处分巡兵备道。改奉锦山海关道为锦新等处兵备道兼山海关监督,东边道为兴凤等处兵备道。六月,免去庆亲王奕劻管理陆军部事务之权。[18] 吕海寰被罢,以徐世昌充督办津浦铁路大臣,沈云沛为副职。[19] 八月,考察宪政大臣李家驹进日本司法制度考等书。
宣统二年(1910年)正月,同盟会发动广州新军起义,失败。[20] 二月,下诏让新噶勒丹池巴罗布藏丹巴代理前藏的事务。[21] 葛宝华死后,调荣庆为礼部尚书,以唐景崇为学部尚书。三月,王士珍因病被罢免,命雷震春署江北提督。[22] 革命党人汪兆铭(汪精卫)、黄复生、罗世勋密谋以炸药刺杀摄政王,被发觉后逮捕下狱。[23] 七月,贝勒载涛上奏考察各国军政的结果。[24] 以毓朗、徐世昌为军机大臣。九月,资政院举行开院典礼,监国摄政王载沣亲自前去并且颁布训词。[25] 十月,下诏改于宣统五年开国会,并且命溥伦、载泽充纂拟宪法大臣。[26] 十一月,庆亲王奕劻上奏请求免去军机大臣及总理外务部的职务,皇帝下诏挽留。资政院请求下达剪发易服的上谕。[27]
宣统三年(1911年)十月十日,爆发了武昌起义,武昌起义消息传来,清廷一片慌乱。溥仪下《罪己诏》。派陆军大臣廕昌率北洋军队两镇南下,同时命海军驶入武汉江面配合陆军作战。但廕昌指挥不动北洋陆军。在“养病”的袁世凯,一直密切注视局势的变化,同在北京官场和北洋陆军中的心腹徐世昌、段祺瑞等保持着联系,对政局了如指掌。武昌起义的胜利,引起帝国主义的仇视,各国公使一致促请清廷起用袁世凯。清廷不得已任命袁为湖广总督,令其督师南下。袁以脚病未好为借口,不肯应命,暗中却操纵北洋军怠战,并提出组织责任内阁,给他指挥水陆各军的全权等条件,要挟清廷。清廷被迫召廕昌回京,任命袁为内阁总理大臣和节制水陆各军。袁在彰德“遥领圣旨",下令北洋军向革命军进攻。十一月二日攻下汉口后,即按兵不动,而后带卫队抵京。十六日组成责任内阁,迫使载沣辞去监国摄政王职务,袁世凯总揽政府大权,接着便下令北洋军猛攻汉阳,炮击武昌。[29] 南北内战爆发后,华南地区各省纷纷宣布脱离清朝中央,但清廷仍控有数个北方省份。最后孙中山与袁世凯密约,若袁能使溥仪退位,就让他担任大总统。袁世凯便一面胁迫,一面劝说好让溥仪退位。[30] 袁世凯一面施加压力,一面提出优待条件作为诱饵。南北和议代表先后举行了五次会议。除讨论军队停战和政权体制问题,还议定了溥仪退位的优待条件。经多次磋商,双方达成优待清室条件八条:清室退位后暂居官中,日后移居颐和园;仍用皇帝尊号,民国政府以外国君主之礼相待;每年提供400万两的费用;特别保护皇家私有财产等等。[29]
民国元年(1912年)二月十二日,隆裕皇太后临朝称制,以太后名义颁布《退位诏书》,溥仪退位。[31] 退位诏书中说:“今全国人民心理多倾向共和”,“人心所向,天命可知。予亦何忍因一姓之尊荣,拂兆民之好恶",“特率皇帝将统治权公诸全国,定为立宪共和国体,近慰海内厌乱望治之心,远协古圣天下为公之义”。[32] 民国政府与清室协商,保留了许多对皇室的优待条件,承诺每年支付清室费用400万两银元,新币发行后,改为400万元,民国政府同意溥仪暂居紫禁城,史称“逊清小朝廷”。
宫内生活
主词条:张勋复辟
紫禁城时期,溥仪虽然已为退位皇帝,但仍住在紫禁城内,生活费用由民国政府拨给,照旧过着皇帝的生活,其御茶膳房仍保留。所以,在用膳的奢侈,排场程度上毫不逊色从前皇帝生活。[33] 民国元年(1912年)九月十日,隆裕太后为六岁的溥仪请了师傅,开始读书。书房先设在中南海瀛台补桐书屋。曾是慈禧软禁光绪皇帝的地方。众多的师傅中,陆润庠、徐坊、陈宝琛、朱益藩和梁鼎芬先后教汉文,伊克坦教满文。在读书的六、七年里,溥仪学的主要是十三经、古诗、古文以及《大学衍义》、《朱子家训》、《庭训格言》、《圣谕广训》、《御批通鉴辑览》之类,没有学过算术,也没有学过地理、历史。[29]
民国二年(1913年)元旦,袁世凯派人给溥仪拜年,对小朝廷仍然效忠。二月二十二日,隆裕太后去世,袁世凯通电吊唁,全国下半旗致哀,谥号孝定景皇后。溥仪退位仍在宫中的时候仍用宣统纪年,有内务府、宗人府、慎刑司,有内监,故臣赠谥,不改衣冠。触犯王法者由慎刑司处治。[34]
民国三年(1914年)十一月,民国参政院提出“维持国体建议案”,要求政府对逊清小朝廷予以管制。袁世凯不得不派人向溥仪提出七条“善后办法”:其一、尊重中华民国,废止与国法令抵触行为;其二、用民国纪年;其三、赏赐只能用于家庭和家族,官民只能赐物,不能赐谥;其四、皇室机关不能对人民发告示,给处分;其五、皇室人员用民国服装;其六、由民国司法厅办理宫内犯罪案件,执事、太监违规由专任内廷警卫的护军长官处理;其七、裁内务府、慎刑司。
民国六年(1917年)六月十四日,前清遗臣张勋以调解段祺瑞代表的国务院与黎元洪代表的总统府之间的矛盾为名,率定武军4000人入京,把黎元洪赶下台。[31] 七月一日,张勋兵变,宣统复辟,年仅12岁的溥仪又坐上龙椅,大封群臣:封赠黎元洪为一等公,任命张勋、王士珍、陈宝琛、梁敦彦等为内阁议政大臣,万绳式、胡嗣瑗为内阁阁丞,梁敦彦、王士珍、张镇芳、雷震春、萨镇冰、朱家宝、詹天佑、沈曾植、劳乃宣、李盛铎、贡桑诺尔布为外务、参谋、度支、陆军、海军、民政、邮船、传、学、法、农工商、理藩等部大臣,徐世昌、康有为为弼德院正副院长,还任命了各部尚书和督抚。七月三日段祺瑞出兵讨伐,十二日,张勋逃入荷兰大使馆,次日溥仪宣布第二次退位,只坐了十一天龙椅又下了台。复辟期间曾有一架共和飞机在紫禁城上空投下小炸弹,炸到了紫禁城东六宫当中的延禧宫,使当时的建筑轻度损坏。这被认为是东亚第一次空袭轰炸。
北京政变
主词条:北京政变
民国八年(1919年)二月二十二日,大英帝国苏格兰籍军官庄士敦至北京紫禁城,担任溥仪帝师,教育溥仪英文、数学、世界史、地理。师生感情甚笃,传为佳话,为人津津乐道。[36] 溥仪因此眼界大开,开始穿西服,并且剪辫,但是遭到陈宝琛、郑孝胥等保守人士的反对。溥仪本人离开紫禁城的愿望更为迫切。他一方面是受了英文教师庄士敦的影响,希望能出洋留学,另一方面他“比任何人都更能感到自己处境的危险”。[37] 他甚至和溥杰、庄士敦秘密制定了逃出紫禁城的计划,只因王公闻讯阻止才未实现。
民国十年(1921年),溥仪与端康太妃(瑾妃)因范一梅辞退事件,爆发激烈冲突。原本二人关系不错,端康太妃在四位太妃中年纪最轻,思想也比较开明,隆裕太后去世后一直被溥仪称为“皇额娘”。溥仪的祖母刘佳氏和生母苏完瓜尔佳氏一同被端康太妃召入宫中,受到训斥。幼兰因个性极强,受不了这个刺激,从宫里回去后就吞鸦片烟自尽,时年37岁。这件事给溥仪造成的打击很大。
民国十一年(1922年)十一月十六日开始几乎每天必做的工作之一就是他以鉴赏为名,调阅清宫收藏书画。十二月一日,溥仪大婚,娶了一后一妃。皇后是婉容,妃子是文绣。[39] 在紫禁城中,溥仪或读书吟诗、作画、弹琴,或捏泥人、养狗、养鹿,有时还到宫外坐汽车,逛大街。
民国十三年(1924年)十月二十二日夜,第二次直奉战争中直军第三军总司令冯玉祥突然倒戈回京,软禁了贿选总统曹锟,导致了吴佩孚的垮台。这一政变对缓终结束北洋军阀的统治客观上起了进步作用。但冯玉祥很快发现他又处于旧势力的包围之中,“革命”举措步步维艰,[40] 于是,索性于十一月五日,无视优待条件,派鹿钟麟带兵入紫禁城,逼溥仪离宫并获得大量宫中财物,历史上称这为“北京政变”。溥仪搬进北府(载沣的居处),[41] 继而于十一月二十九日又逃进日本公使馆。次日,日本公使芳泽谦吉对外界宣布“容留”溥仪。
津门风雨
面对国民军的步步紧逼,曾经为帝的溥仪是难以忍受的。北京政变是一个重要的转折,他改变了许多人的命运。如何能逃出国民军的监视,尽早远走高飞,准备复仇。对此时的溥仪来说,离开眼前这个是非之地才是当务之急[42] 。
民国十四年(1925年)二月,溥仪移居天津租界张园和静园,与清朝遗老遗少以及张作霖、段祺瑞、吴佩孚等往来,谋划“复号还宫”,再次复辟,是为“后逊清小朝廷”。溥仪被逼宫后,日本各大报章都刊登出同情溥仪的文章,为以后建立满洲国造势。不久,被日本人护送到天津。[5] 到了天津的溥仪,就放开了手脚,打破了自己在紫禁城时的种种陈旧规定。溥仪把大量的金钱都花在了如何装扮自己上,用外国的衣饰来装扮自己,浑身上下都换成了西方货,带着自己的一妻一妾出入各种场所。西方的文化,已经慢慢的侵蚀了溥仪。而且,在天津的溥仪似乎又找回他清朝皇帝的感觉,在外国租界里,他受到了极高的待遇,不仅在这些外国人当中恢复了自己皇帝的称呼,一些只对外国人开放的场所还特殊为他开放,他充分的享受着他“特殊华人”的殊遇和荣耀。对溥仪来说,保持现有的生活状态,甚至是超越,只能通过恢复自己的地位来实现,而这一切,在溥仪不断形成的复辟思想中,又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溥仪在租界期间曾经很受列强尊重,这些国家的领事、驻军司令都是尊称溥仪皇帝的,而且在溥仪生日的时候也都会到场祝贺,并在各国国庆等节日的时候也邀请溥仪出席。[43] 通过庄士敦,溥仪认识了英国的领事和驻军司令,并辗转的认识许多人。尽管各国给予溥仪足够的礼遇,但真正能给他提供他所需要的支援的却寥寥无几,很多国家都只是处于政治的需要时才想到他这个前清皇帝。[44] 对于到访的军阀,无论大小都积极与他们接触,建立良好的关系,希望从中获取支持。然而在天津的几年里,让溥仪的自尊心不断的受到打击,各方势力的冷谈又让溥仪想到了一直庇护他的日本。为了进一步说服溥仪,日本方面派出了素有“东方劳伦斯”之称的土肥原贤二来游说溥仪。尤其是他们提出新国家是溥仪做皇帝的帝国,这个诱人的条件使得溥仪再也按捺不住,几乎毫不犹豫的同意了土肥原贤二所开出的所有条件,即刻动身去东北[42] 。
傀儡皇帝
主词条:九一八事变、伪满洲国
从1925年到1932年,溥仪在天津生活了七年,这七年是他在各派遗老、各种主意之间摇摆的七年,也是他积极活动、寻求复辟的七年。对于与日本相互勾结以实现复辟的梦想,溥仪并不否定,他曾毫不忌讳地说道:我在日本公馆里住了些日子,到了天津之后,我一天比一天更相信,日本人是我将来复辟的第一个外援力量… …我拉拢军阀、收买政客、任用客卿全不见效之后,日本人在我的心里的位置,就更加重要了[45] 。
民国二十年(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溥仪于同年十一月在日本驻屯军司令官土肥原贤二的帮助下从天津潜赴旅顺,不久到奉天。民国二十一年(1932年)三月一日,日本扶持溥仪在东北地区建立满洲国。九月与日本签订了《日满议定书》,日本政府正式承认满洲国,而满洲国承认日本在满洲的特殊利益。溥仪自是年三月一日至民国二十三年(1934年)二月二十八日任满洲国执政,建年号为“大同”。[46] 三月六日,清朝废帝溥仪在日本特务的严密监视下秘密来到“汤岗子温泉”,并与关东军司令官本庄繁的代表板垣征四郎签定了“汤岗子温泉密约”,密约内容主要包括:“(一)满州国的治安维持及国防委以日军;(二)国防上所必需的铁路、港湾、水路、航空路的管理及新建均委以日本;(三)任命日本人为满州国参议,中央、地方的官署也要任用日本人。他们的选任、解任需经关东军司令官的同意;(四)以上宗旨及规定是将来两国缔结正式条约时的基础。而溥仪在这封书信上所签字落款的时间是3月10日,这是关东军为了使本书信有效化、合法化[47] 。
民国二十三年(1934年)改国号为伪“满洲帝国”,改称“皇帝”,改元“康德”。三月一日登基。还兼任伪“满洲帝国”陆海空军大元帅、“满洲帝国”协和会名誉总裁。[46] 日本关东军司令官率日本200多名官员出席仪式, 并与出任“满洲帝国”总理大臣的郑孝胥换文,表示当场予以承认。[48] 溥仪作为当时亚洲一个政治人物两次登上《时代》周刊,特别是该周刊有关“解决远东危机的四个人”的画像中。
战犯岁月
主词条:八月风暴行动
民国三十四年(1945年)八月八日,苏联对日宣战并进攻满洲国,满洲国政权覆灭。八月十五日,日本投降,溥仪颁布《退位诏书》。在苏联被监禁五年。在软禁五年期间曾有一次去日本东京“远东国际军事法庭”为日本统治者在中国的罪行做证明。八月十九日,溥仪在沈阳东塔机场候机,准备前往日本,与日本关东军的将兵们于奉天机场的候厅室被苏联红军空降逮捕,留在通辽至八月二十日。八月二十一日,溥仪被一架双引擎杜格拉斯载到苏联赤塔一号军用机场,被囚于莫洛可夫卡三十号特别监狱直到十一月初。后被拘押在伯力四十五号特别监狱直至民国三十五年(1946年)春。
然而,在拘留所里受到优厚的待遇,令溥仪多次上书向苏联表示愿意永久居留苏联,请求加入苏联共产党,但也有推测认为有可能是溥仪害怕日后追究责任,故而申请永居。
在苏联拘押期间,曾作为证人出席远东国际军事法庭。证言中,声称自己在任满洲国皇帝期间,完全为日本占领当局摆布,没有人身自由,也没有做为满洲国元首相应的权力和尊严,是自己被日本关东军胁持到内满洲的。但是,被转交给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后,溥仪承认由于惧怕日后被中国政府追究,作证时将部分责任推卸给日本方面(含如何到达内满洲),在部分涉及双方责任的地方皆有所保留。
1950年8月1日,溥仪与其他满洲国263名“战犯”在绥芬河由苏联政府移交给中国政府,送抚顺战犯管理所受到约十年的思想再教育与劳动改造。此时,他的编号是981。
1951年2月3日,溥仪的父亲爱新觉罗·载沣在北京醇亲王府逝世,享年68岁,至死没能见到溥仪和溥杰最后一面。
获得特赦
1956年11月15日,毛泽东在中共八届二中全会上讲话,进一步发表了他那篇《论十大关系》的基本观点,明确提出溥仪等人是“大蒋介石”,对他们处理方式,只能是逐步地改造,而不能简单地处决。从这以后,溥仪在抚顺战犯管理所度过三年时光。其间,他认真进行改造,或者在东北各地参观游览,或者专心写前半生的自传,或者在高墙内的医务室以及房前屋后参加轻微劳动,在这和风细雨的改造生活中,溥仪倍感温馨,他把监狱当做自己的家了。
1959年9月17日,第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九次会议根据毛泽东的建议通过了关于特赦确实已改恶从善的罪犯的决定。随后,刘少奇发布《中华人民共和国特赦令》。然而,对首批特赦,溥仪却不报多大希望,他说:“有谁也不能有我,我的罪恶严重,论表现我也不比别人强。我还不够特赦条件。” 不但溥仪自卑,别人的看法也差不多,都认为只有官小的、罪恶小的,才有可能首先被特赦。
1959年12月4日上午,抚顺战犯管理所首批特赦战犯大会隆重召开。由辽宁省高级人民法院的代表宣读给特赦人员的通知书。溥仪怎么也不会想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特赦通知书——1959年度赦字001号”。
1960年3月,溥仪被分配到北京植物园担任园丁及卖门票的工作。1962年4月30日,溥仪与朝外关厢医院的护士李淑贤结婚。1964年,调到全国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任资料专员,并担任第四届全国政协委员。
1966年后的文化大革命时期,因周恩来将溥仪列为保护对象之一,当时并未遭到文革冲击。
患病去世
1967年,溥仪因患尿毒症病倒。周恩来总理闻讯,亲自打电话指示政协工作人员,一定要把溥仪的病治好。后指示将他安排到首都医院进行中西医会诊。在病情最危急时,周总理又指派著名老中医蒲辅周去给他看病,并转达周总理对他的问候,后因医治无效,于1967年10月17日凌晨2时30分去世。溥仪的遗体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有关法规火化,骨灰安放在北京八宝山革命公墓。1995年,他的遗孀李淑贤将他的骨灰葬于北京西南120千米的河北省易县华龙皇家陵园,溥仪墓在清西陵附近。
长期以来,人们对中国的末代皇帝溥仪的称呼都是宣统帝或者清废帝、末代皇帝、逊帝等,因为他没有庙号和谥号,他去世时是平民身份,所有没有谥号。但溥仪毕竟是末代皇帝,货真价实地作过三年的清朝皇帝,所以爱新觉罗家族在台湾的后裔于1967年给溥仪上了庙号“宪宗”和谥号“配天同运法古绍统粹文敬孚宽睿正穆体仁立孝襄皇帝”。“宣国公(此人身份有待进一步核实)”的建议下,于2004(一说是2002年)重新给溥仪上了庙号和谥号,庙号清恭宗;谥号配天同运法古绍统粹文敬孚宽睿正穆体仁立孝愍皇帝。尊骨灰奉安处(在北京的八宝山革命公墓)为“献陵”, 尊婉容为“孝恪愍皇后”,谭玉龄为“明贤皇贵妃”,李玉琴为“敦肃福贵妃”,李淑贤为“孝睿愍皇后”,从谥法解释来看,后一个庙号和谥号还是比较客观地反映了溥仪的一生。但是需要注意,溥仪的谥号、庙号都是民间所加,与以前皇帝的谥号,庙号为政府(朝廷)所加是不同的,溥仪所谓的谥号,庙号并不算是正式的谥号、庙号,这个庙号和谥号是家族内定的,未获国民认可。